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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群:席勒说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

2018-08-24 · 来源:光明网 · 作者:章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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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法国社会沉疴痼疾的总爆发,其原因是多重和复杂的。

经济原因是直接的导火索。在整个18世纪,虽然法国的国家财力有所增加,然而1787、1788年的农业歉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城市尤其是巴黎,失业、物价上涨、物品匮缺和饥荒,引起民众的愤怒和绝望。面对危机四伏的现实,路易十六优柔寡断,不知所措。财政大臣们最后想扩大纳税人数目,触动了特权阶层的利益。于是他们也奋起抗争,催生了暴乱。

潜伏在经济危机下面的是政治危机,即社会不平等状况严峻,阶级矛盾尖锐。革命前的法国社会结构,由教士、贵族和平民三个等级实际上也是特权和非特权两个等级构成。特权等级是教士和贵族,非特权等级是平民。经过启蒙的洗礼,彻底改变这种不平等成为下层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强烈愿望。平民等级尤其是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是,贵族根本不想改革,还想延续中世纪的特权。而且,法国是国王用武力征服完成国家的统一,形成了欧洲专制程度最高的君主制。强大的王权自然成为维护贵族特权的有效屏障。骄横的贵族向来只认同暴力,不屑于使用理性的方式,例如法律的武器。因而在法国没有能够培养出自由主义传统,也不可能出现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那样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激进的革命风暴也就在所难免。

暴力行为在1789年7月14日达到高潮。民众为了寻找武器库,攻占了皇家监狱巴士底狱,并释放囚犯。骚乱迅速传遍法国。贵族们惊恐不安,大量外逃。农民听到贵族和土匪洗劫的种种流言,于是武装起来自卫,有时攻占城堡,乘机烧毁土地文契。1791年6月,国王全家逃离巴黎,却在接近东部边界的瓦伦被捕,送返巴黎。激进的罗伯斯庇尔等利用这件事证明国王叛变革命。8月10日,巴黎的革命者攻占了杜伊勒里宫,制宪议会宣布废黜国王。9月2日至9日,暴乱的民众对关在监狱中的1000多贵族、修士和拒绝宣誓的教士进行屠杀。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共和国。1793年1月21日,议会对国王进行审判,宣判国王有叛国罪,并于当日上午10点钟在革命(协和)广场执行死刑。在临刑前的断头台上,路易十六喊道:“我是无辜的!”但鼓声淹没了他的呼号,铡刀斩下国王头颅的同时,激发迅雷般的欢呼。不久,革命派内部分为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雅各宾派斥责吉伦特派为叛徒,经过虚假的审判,大多数吉伦特派被送上断头台。罗伯斯庇尔及其拥护者从此实行严酷的措施,凡涉嫌叛变共和国者立即被逮捕。革命法庭大量处决异见者,全国约有4万人上断头台,还有难以计数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拒绝宣誓的教士受到空前的迫害。恐怖笼罩整个法国,没人有安全感。1793年岁末,革命政府用暴力恐怖基本上稳定了法国。吊诡的是,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被推翻,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是启蒙之后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引发了整个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震荡,对于近代欧洲的政治生态及其版图的建构产生了根本的作用,从而影响了今天人类世界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也是整个西方乃至全部人类历史中的节点之一,在人们的思想中引发了异常深刻而又不同的反思。因此,反思法国大革命差不多成为后来思想家(尤其是西方思想家)绕不过去的课题。这种反思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哲学、宗教、艺术等著述和作品中。相关著述难以尽数,名著也蔚为大观。

尤其令人反思的是,法国大革命以异常激烈的手段摧毁了旧秩序,但接踵而来的却是暴力、恐怖和屠杀。从国王、王后、教士、贵族,到雅各宾党人,纷纷被押上断头台。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行为让整个欧洲感到颤栗、恐怖,革命中的残暴和恐怖,不仅至今让人们心有余悸,而且还成为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一个尖锐问题:革命是否就是暴政的别名?所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探讨几乎都隐藏着这个集体无意识。英国著名政治学家、保守党精神领袖博克(E.Burk1729-1797)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提出,法国大革命摧毁了西方的风俗和道德,可能把整个欧洲引向暴政。因此,英国宁可不改革也不要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A.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说也是基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书名链接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两个关键词,无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想冲击波。作者在分析了暴民政治成因的同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然而,暴政和疯狂绝不完全是经济和政治的原因造成的。哲学家在这里看到的则是人性的分裂。应该说,哲学家看到的是更为本源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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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涅卡河畔马尔巴赫的德国哲学家席勒(J.C.F.Schiller1759-1805年),同样感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冲击。在他看来,当时的法国社会,广大下层阶级处于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之中,他们要求打破社会秩序,解放自己难以驾驭的狂暴。而文明的上层阶级则萎靡不振和颓废堕落。整个法国呈现出一种令人作呕的腐败和没落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改革导致暴乱是不可避免的。与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不同,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出现暴政和屠杀,最终根源在于人性的分裂。

席勒认为,出现在法国的这种道德败坏和堕落现象,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经济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于法国,而是整个欧洲:社会的发展导致了欧洲文化本身出了重大问题。在18世纪后半叶,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逐渐扩展到整个欧洲。城市中新型工场应市场发展成为一种高度复杂的行业,造就了社会的新兴力量。这一全球范围不断扩展的行业,开发了为它服务的商业机构。银行和联合股份公司提供了资金进行国际商业投机。欧洲作为庞大的世界性贸易体系中心宣告完成。社会财富更加集中。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聚集在大城市、矿场、煤田等有限的空间里。随着城市工厂强加了新的工作条件和习惯,艺匠和工人们不得不屈从自己不熟悉的种种要求。工业革命完全改组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造成空前的社会动荡。这是欧洲社会的千年巨变。

这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是严密的社会分工,整个社会像一个精巧的钟表机械,无数众多的但是都无生命的部分,组成一种机械生活的整体。扩张的知识和个人的有限的智力之间的冲突,使得学术必须有更精密的分工,复杂的国家机器又使得人们的地位和职业必须有更严格的区别。“于是,国家与教会分裂,法律与风俗分裂,娱乐与劳动分离,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不相符。”(席勒:《美育书简》,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二卷,第144-14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文简称《书简》)集体瓦解为无限而又无生气的部分,个人既然被桎梏在社会全体中一个很小的片断中,个体自身也就只能成为一种片断。这种机械的社会必然也会造成人性的分裂。人性中因而出现了一种毁灭性的冲突,割裂了直观的知性和思辨的智性之间的联系,拆散了人性内部的和谐力量。

与近代社会相对的是古希腊社会。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体制,使每个人都享有自主的生活。希腊的社会文化没有造成社会与个体的分裂以及人格内部的分裂,而且每个人在必要时都可以成立独立的整体。希腊人的这种自然天性具备了一切艺术、才智和道德的潜质,所以,希腊人能把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结合在一种完美的人性里:“希腊人的精神力量在春梦方醒之时,感性官能与理性精神还没有彼此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并无任何决裂促使他们分庭抗礼和规定他们的境界。诗情尚未同机智争宠,思辨尚未因吹毛求疵而自损令名。”“丰富的形式与丰富的内容,哲学的思考与文艺的创造,柔情与魄力,他们都兼而有之,而且是青春的幻想与成年的理性结合成一种辉煌的人性。”(《书简》第143页)

在席勒看来,与古代希腊社会相比,他生活时代的欧洲,远远不能产生作为政治道德革新必要条件的那种人性典型,反而会出现它的直接对立面:

利己主义学说生长在礼仪彬彬的社交的娘胎中,但是还没有产生一个关怀社会的人,我们便首先感受到社会的一切传染病和一切祸害。我们的自由判断服从社会的专横舆论,我们的感情服从社会的莫名其妙的习惯,我们的意志服从于社会的诱惑;我们唯独维护我们的任性来抗拒社会的神圣法律。……文化不但不能给予我们自由,反而以它一切教化的力量发展了新的需要,物质需求的枷锁越来越可怕地缚紧我们,所以损失的恐慌甚至窒息了向善的热烈追求。“逆来顺受”这句格言却被目为人生的最高智慧。所以,我们见到今日的时代精神动摇在荒唐与粗野之间,在不自然与纯自然之间,在迷信与道德怀疑之间;只有邪恶势力的均衡间或给它以限制。(《书简》第142页)

在这样的状况下,任何政治改革的企图都是不合时宜的,任何寄托于改革的希望都将成泡影,播下龙种必将收获跳蚤。政治改革只有等到人的内心分裂再度被扬弃,人的天性得到充分发展,足以成为艺术家的天性,而且保证理性的政治创造能够实现之时,才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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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坚信,社会的改造首先在于人的改造。政治领域的一切改善都需要人的性格的高尚化。在他看来,一个健全的人格能够达到深刻的见解和伟大的情操,只须给与他重要的动机就行了。而对于一个人性分裂的人效果则只能相反。分裂的人性是暴政的根源。要改造人性的分裂,只能靠教育。

按照席勒的观点,现实的人身上既有理性,也有自然性,自然性就是动物性。因此,“自然人毕竟是一种现实,而道德人不过是一个问题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席勒认为:“所谓自然王国,是指任何一种起源于暴力而不是根据法律建立的政体。”(《书简》第137页)人在自然的状态下,他是自私自利而不是自主,是随心所欲而不是自由,心为形役而且不守规律。世界对于他不是对象,而是命运。他既不知道心中的必然性,也不认识世界的必然性。“他在丰富多彩的万类中只见他的猎物,在雄浑壮丽的自然中只见他的敌人。”(《书简》第195页)当然,完全处于这种状态的只是动物而不是人类。不过人类也从来没有完全脱离过这种状态。人的特点就是:他可以同时兼有最高级和最低级的品质在他的天性中。当人仅仅是感受自然时,他是自然的奴隶。感性的人是被决定的,没有自由。

从人具有理性的方面看,一旦他思考自然,他就成为自然的立法者。人能够赋予无形式的东西以形式,就证明他的精神是自由的,至少证明人具有精神自由的能力。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并不停留在仅仅是自然所造成他的状态,他能够凭借理性回过头来再踏上自然所期待于他的途径,他能够把必需的工作改变为自主的工作,把肉体的必然提高为道德的必然。”(《书简》第136页)因此,对人的教育是可能的。

对于可以教育的人来说,教育和改造也有多种方法。国家可以通过道德教育进行,也可以用法律来实行。但是,这两种方式都缺乏自然的性质,带有强制的特点。道德教育免不了靠牺牲自然感情来维持,这肯定是一种有缺点的教育。另一方面,一种政体只靠法律来实现社会的统一,就会否定多样性,当然不美满。比较好的方法,是让国家的理想原则渗透到个人身上来,使人高贵起来,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而这必须通过审美教育才能实现。

席勒说:其实,“人的教养就在于:第一,给他的感受能力提供同世界最多样的接触,在感情方面促使其被动性达到最高程度;第二,使他的决断能力取得不依赖感受能力的最大量独立,在理性方面促使其主动性达到最高程度。”(《书简》第166页)如果说人的尊严就依赖这两者的严格区别,那么人的幸福就在于巧妙地扬弃这种区别。教育既然应该是人的尊严和他的幸福协调一致,也就应该关心这两种原则在最密切结合中的最高纯洁性。审美教育在自然和自由的状态中可以帮助人实现这一目的。“所以美成功地对我们证明:被动性绝不排除主动性,物质绝不排除形式,有限绝不排除无限,因此,人道德的自由绝不因他必然对物质的依赖而被否定。”(《书简》第202页)在自然法则或理性法则约束人的意志自由的一切场合,审美活动会使这一切得到解放。美能够在人心中建立和谐,可以赋予人以社会的性格,带来社会的和谐。

在席勒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最终应该是道德的社会。理想社会的人民应该是道德的人。人从感性人到审美的人,可达道德的人。社会因此可达道德的社会,它的人民一定可以实现性格的全面发展。他说:“我们的时代其实是在这两条歧路上流连忘返,在这边则成为蛮风俚俗的牺牲品,在那边则限于精神萎靡和生活荒唐。唯有美能够从这两条迷途带我们回来。”因为“美感发展则民风高雅,……人有审美修养,则一般是理智英明,感情活泼,胸襟磊落,甚至举止庄严;没有审美修养,则往往适得其反。”(《书简》第156页)任何保持抽象状态、扼杀个性的国家都不能实现理想的人的完满性。

由此可见,国家的理想状态只能从审美教育,而不能从物质和道德的形式上发展而成。因此,席勒宣称:力本的国家,以自然克服自然,只能使社会成为物质上可能;伦理的国家,使个人意志服从集体意志,只能使社会成为道德上必要。唯独审美的国家能够使社会成为真实的社会,因为它通过个体的天性以实现集体的意志。

在恐怖的暴力的王国中,在神圣的法则的王国中,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了第三个快乐王国,游戏与假象的王国,在这里,它替人们解除了种种关系的桎梏,摆脱了一切所谓强制的东西,不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强制。

在审美的国家中,……以自由还给自由——这就是这个王国的基本法律。(《书简》第213-215页)

要避免革命和改革中出现暴政和疯狂,席勒开出的良方是整个社会的审美教育。他认为,达到自由的路径不是政治经济的革命而是审美的教育,至少是须先有审美教育,才具备政治经济改革的条件。他声称: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为了解决实生经验中的政治问题,我们必须走审美的道路,因为我们是通过美走向自由的。”(《书简》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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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家,席勒认为所有社会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人性本身的完美。他认为,从根本上说,人要获得自由不是政治经济权利的自由行使和享受,而是精神上的解放和完美人格的形成。只有这样,人才能从个别的、经验的、无恒的人性中去寻找绝对的和永恒的人性。这应该是人类的根本目标。

人是自由的,而自然是必然的。按照席勒的观点,“唯有当这两者结合——当意志可以自由地遵从必然之规律,当幻想纵使千变万化,理性仍能坚持它的法则,那时我们的神性或理想始能出现。”(席勒:《论素朴诗与感伤诗》,同上第224页。下文简称《论诗》)达到自由和必然和谐一体的人格是健全的、理想的。而现实的人格一般都没有实现这种完满的结合,也永远不会实现这种完满的结合。因为,现实的人格总是有缺陷的。

席勒认为,从人类的历史发展来说,当人们已经具有思想的能力时,理性会压抑感性。逻辑的必然性或道德的必然性取代了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人要恢复感性的威力,就必须先毁灭了理性的威力。所以,现实中的人,若要消除理性的压迫,他必须在理性和感性两个方面返回到纯粹无定性的消极状态。当然,人通过感觉接受的决定状态必须保存,因为他不应失掉现实;但是同时必须扬弃它的局限性,因为一种无限的可定性必须发生。因此,问题就在于如何消灭这种状态而又同时保存它。这种对立的状态,可以说也是一种中间的状态,是在游戏或审美中才能实现的一种状态。“假如我们称感性决定的状态为物质状态,称理性决定的状态为逻辑状态或道德状态,那么这种真实的和主动的可定性的状态就应该称为审美状态。”(《书简》第185-186页)在美或审美统一所引起的快感中,物质与形式,被动状态与主动状态,先已获得了真正的统一,审美和游戏可以使人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和谐一致。这就证明:人的感性本能和形式本能可以结合,无限可以在有限中实现,从而最崇高的人性也有实现之可能。这当然是人性发展的理想状态。基于此,席勒宣称:

让我毅然决然地说,唯有当他是充分意义的人时,他才能游戏,唯有当他游戏时,他才是完人。(《书简》第173页)

席勒认为,游戏和审美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由。而且,在审美活动所授予外表生活的形式中,已经敞开了人的内心生活,并使之自由。因为,审美心情并不单独地偏袒人性的某个别机能,它对于任何机能都一视同仁地予以恩惠,所以,审美中心理的多种功能处于和谐之中。席勒说:“唯独审美状态本身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因为它本身包括了前因和后果的一切条件。只有在审美时,我们感觉到自己仿佛超脱了时间,我们的人性表现出它的纯洁性和完整性,仿佛它未因外界势力的影响而经受过任何损害似的。”(《书简》第188页)在审美的状态中,“他应该不是这个或那个,他应该是人:自然不应该绝对地支配他,理性也不应该有条件地支配他。这两种法则应该完全独立并存,而又完全彼此调和。”(《书简》第199页)

美育的使命就是从美的事物中寻找美,因为这种美会给人以自由。席勒曾用诗一样的笔触描绘了审美状态中人的感受:

云淡天青使感官敞开来接受最轻微的感触,泱然的温暖焕发生机使草木葱茏;或者盲目的物质统治甚至在无生的造业中也业已倾覆,胜利的形式甚至使最卑微的物类也显得高贵;或者在快乐的环境中,在幸福的区域里,活动就引起享乐,享乐就引起活动,从生活本身产生神圣的秩序,从秩序的法则才能发展生活;或者想象力永远不依恋于现实,但也永远不离开自然的质朴而走入迷途——只有在这些地方,感情与理智,感受力和创造力,才能够在侥幸的平衡中发展起来,而这种平衡就是美的灵魂和人性的条件。(《书简》第203页)

只有美的心境才能产生自由。所以不难了解,这种心境不可能从自由中产生(自由不能产生自由),从而也不可能有道德的根源。席勒认为,现实社会争名夺利,道德沉沦。有人生的坎坷,贵贱的悬殊,环境的压迫,贫富的无常。人只有在回归自然中得到安慰。自然就像一首美妙的牧歌,给人们带来暂时的快乐:

自然之战胜人为,不是凭借其盲目的威力,即力量之伟大,简言之,不是因外在的需要,而是因内在的必然。(《论诗》第227页)

美也一定是自然的赠品,只有自然的偶然的恩惠才能打破自然状态的桎梏,才能引导野蛮人走向美。究其根源,这种对于自然的喜爱实质上不是审美的,而是一种道德的情操。

因为美感与知识和欲望无关,不会给人带来学知识的强制。人还可以借美感来净化性爱欲求所烙印的兽性。审美教育就是使人即使在单纯物质生活中也受形式支配,并且在美的领域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使他成为审美的人。因为“单一种精神能力的伸张固然可以培养出非常的人物,但是只有精神能力的调和均衡才能产生幸福美满的人物。”(《书简》第148页)“任何人在美的魔力下都会忘记自己的局限性。”(《书简》第214页)因此,唯独美感教育能够引导人们走向无限境界。审美教育的目标,就是在自然和自由的状态下,完成一个完美的人格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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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哲学家,席勒还是个诗人。他思考的核心是人与自由和自然、人与历史和现实、人与有限与无限的问题,而他的理想是实现物质和精神、自然和自由、古代与现代、质朴与文明、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的完满结合,达到人性的和谐与完满。黑格尔说:“席勒所专心探讨的是人类心灵的深处。”实质上,席勒的理论是在古代与近代精神之间的张力中展开的,并且深切地表达了处于这种张力之中的现代人的困惑与憧憬。

人在现代文明的时代用艺术的方法来恢复他的童心,人在面对机械的、物欲的现实面前在思想上替自己虚构一种自然状态。席勒这种来自卢梭的思想,对于后来早期的马克思、尤其是马尔库塞产生了巨大影响。很显然,这个理论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自身有很多局限。但是,从席勒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从席勒对于人性本身的洞悉和论述中,反观当下中国人的人性如何,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本源性问题,进而寻找根本性的对策,无疑是不可忽缺的参照。不妨再看看席勒的描述:

利己主义学说生长在礼仪彬彬的社交的娘胎中,但是还没有产生一个关怀社会的人,我们便首先感受到社会的一切传染病和一切祸害。我们的自由判断服从社会的专横舆论,我们的感情服从社会的莫名其妙的习惯,我们的意志服从于社会的诱惑;我们唯独维护我们的任性来抗拒社会的神圣法律。……文化不但不能给予我们自由,反而以它一切教化的力量发展了新的需要,物质需求的枷锁越来越可怕地缚紧我们,所以损失的恐慌甚至窒息了向善的热烈追求。“逆来顺受”这句格言却被目为人生的最高智慧。所以,我们见到今日的时代精神动摇在荒唐与粗野之间,在不自然与纯自然之间,在迷信与道德怀疑之间;只有邪恶势力的均衡间或给它以限制。

我们是否十分惊异,并有一种时光穿越的感觉?对于今日关注中国前途的人们来说,这简直是醍醐灌顶、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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