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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中国行天道vs西方行人道

2018-08-24 · 来源:新法家 · 作者:翟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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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2011年3月12日翟玉忠先生在东学大讲堂讲演的文字版,经翟先生审校过。

今天,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中国行天道vs.西方行人道》。我们将从三方面进行研究:即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以及生活方式。

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天道和人道?天道、人道,表面上看是玄而又玄的东西,实则却不然。

什么是天道,什么是人道,《老子》一书讲得很清楚。《老子·第七十七章》释天道与人道云:“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这里,它很明确地阐述了天道的基本特征——天道就像拉弓射箭一样,如果抬得太高和太低都不能命中目标,那么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抬高了就向下压一点,太低了就抬高一些,这样就可以射中了。

人之道,则不然,它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西方也有相同的概念,就是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是说在社会中存在着贫者愈来愈贫,富者越来越富的现象。

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现实目的在于实现一个系统的动态平衡,就像《黄帝四经·道法》中说的:“应化之道,平衡而止。”其实这些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阐述的非常之清晰,我们都知道这本书,任何一个学中医的人几乎都看过这本书。如果大家了解中医的话,那么就会知道中医的核心理念就是:通过对体内的有余和不足的调节,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来实现人体的阴阳平衡。当然它的方法是很多的,比如用针灸,用中草药等等。

如果把天道放在某个领域内,就是一个极其繁复的知识体系,比如说中医。中医是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是中华文明中少有的现存且还在应用的一个学术体系。而其它像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都不再存在于现代人的生活中了。而我们每天面对的所谓的政治、经济以及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都已经是西方的,外面传来的了。

天道,在中华文明体系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医只是一方面。它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在政治学和经济学当中,只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而已。《国语》中就讲到:大医医国,其次及人。也就是说真正有才能的医生是可以医治国家的。那么医生怎么能治国呢,因为他们都是依据天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去实现社会的平衡。

古人诚不我欺!后面我们会了解到古人用与中医同样的理论来治国,没有任何牵强的地方。

经济学与天道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总会存在“有余”和“不足”, 但它强调不平等的目的是实现各阶层之间的动态平衡。而西方主流政治经济理论正好相反,它假人与人之间的能力都是平等的,结果却导致了巨大的不平等。西方社会内部其实是不平等的,而且西方文明体系向外延伸也会导致巨大的不平等。

现实中不平等体现在总会存在“有余”和“不足”。比如有的人有很强的经营能力,很能赚钱。有的人又很好的领导能力,还有人拥有超越常人的计算能力,而有人记忆能力就是很差。这些差别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就需要社会或国家的整体力量依据自然法则进行调节。那什么又是自然法则呢?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神秘化,其实自然法则就是事物的自然规律。比如以经济学为例,它就是市场的运行法则。有人说中国没有市场经济,这是不对的。中国从几千年前一直到陈云、薛暮桥时代,他们的核心思想都还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调节市场经济。陈云的思想是极值得研究的,他搞得绝对不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那一套,他跟那些概念都没关系——陈云最初进入上海的时候,治理上海极度高的通货膨胀、大规模的投机,当时用的是小米,用物资平抑物价,不是使用的什么货币政策。这段历史很有意思,很值得去研究。

西方政治经济学假定人与人之间是生而平等的,通过自由选举和自由市场会自动实现各阶层之间的动态平衡,要求社会或国家尽量少地干预。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个理论就是亚当·斯密的理论,他相信市场会达到自动平衡。西方经济学比较宏杂,这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学术源于一个国家学术,西方学术起源于私学,古希腊的哲学家基本上都是很富有的。而中国学术是从王官学开始的,具体说源于西周政府的史官。那时他们统一运行一个政府,其知识体系不可能是互相矛盾的,否则就不能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到了后期才有诸子百家,其实当时也没有诸子百家这个说法,是汉人赋予的概念,当代学者乐于对比西方私学而给中国古代学者强加上的诸子百家这个概念。比如说老子,孔子就曾问道于老子,我们读读孔子家学《孔从子》这本书就可以知道。孔子的后人好多都是法家、都是纵横家(外交家),比如说子顺,子顺相魏的时候所作的改革,与商鞅的改革没有根本的区别。当时他也受到巨大的压力,所以子顺相魏九个月就辞职了,因为法家改革就会影响的特殊利益集团,要把“有余”给损下去。所以古代没有今天这么严格的各家、各派的说法。

西方学术是碎片化的,不像中国学术这样存在统一性,大道一以贯之。比如经济学上欧洲有李斯特、马克思,还有二十世纪的合作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中国不一样,中国就只有一个轻重之术,这个轻重之术不断地被完善,不断地被一代一代的人运用,一直用到现在的美国。美国现在农业政策就是源自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轻重之术,使用的是中国的“常平仓”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对“天道”的理解加深了。比如说索罗斯,索罗斯这个人很厉害,他参与到大规模的市场运作中,他就看得清楚,并写了一本书,他在书里说:金融市场不能在出现危机的时候再进行干预,因为金融市场每时每刻都会造成不平衡,每时每刻都要干预。虽然索罗斯的思想在美国经济学界也没有什么地位,但是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知道这些事实的。

这里顺便讲一讲,为什么这么辉煌、这么先进的中国学术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在人们的心目中会变得一无是处呢?我们还是用实例来说明现代学者是怎么在把中国学术纳入西方体系并将之毁灭掉的,这个过程非常微妙。有学者为证明自由市场经济是普世标准,就说连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都主张自由市场经济,我告诉大家他是怎么骗人的。这些人常常引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下面一段话: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讲古代大商人的致富经验。司马迁说:神农以前的事情我不得而知,但从虞夏以来的事情已经可以在文史资料中查到,从那时开始人们为满足自己的各种感官的欲望、追求安逸的生活环境,这样的事情已经很久了,虽然已经用很微妙的理论去劝诫大家,但终究不能改变大家的理念。所以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西方经济学进入后,中国学者胡乱找与西方自由市场概念相似的只言片语,于是就找到了司马迁的这一段话。事实上它只是讲如何利用世人求富患贫的心理,而不是讲如何看待市场经济。要知道,中国轻重之术对市场的认识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它根本就不认为市场会自动实现均衡。

这是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最爱引用的就是《诗经·小雅·北山》中的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用以证明中国是个专制国家。其实这句话是当时一个官员的不满,他看到其他人的工作比自己清闲,便抱怨说,天下都是大家的,大家的工作都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我的工作就那么繁重?你看,这句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核心是主张百姓均平的。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制度,不信大家可以读读明代曾经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利玛窦的书。

我们回过头来讲讲天道在中国古典经济学中怎么运作的。轻重之术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管子·轻重十六篇》中,因为原文太长,我们只引用班固在《汉书》中对轻重之术的很精练的描述。班固描述了中国人对市场的态度,怎么平衡市场,其方法非常具体,而且分出众多类别,比如金融、商品等等。他说:“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繦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农业生产中有时会丰收,有时会欠收。这就导致谷价严重动荡,如果国家不干预市场,那么从事仓储业的商人就会在商场上不断运作,获得巨大的利益,甚至可以用一夜暴富来形容他们。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算粮食的产量和国家货币的供应,应该足够百姓生活,那么为什么有挨饿的人呢?那时因为有人把粮食储藏起来,等到价格上涨后才拿出来卖以获得暴利。这个时候国家就要出面来调节市场,具体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每当谷物丰收、粮食价格低时,国家就应该以略高的价格收购,这样一可以调节下跌的粮价,二可以储藏一定的数量的粮食;当谷物欠收或者市场上因谷物、粮食匮乏而价格上涨的时候,国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把储藏的粮食卖给百姓,解决缺粮问题,同时下调上涨的粮价。以随时变化的市场价格为准,价低时购进,价高时卖出,才能保持价格平稳。所以保持价格平稳要做到:万户之地要有万钟粮食的储藏,还有储存千万的钱财;千户之地要有千钟粮食,还要有百万钱财。储备是中国古典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东西,而西方经济学不注重储备,后者注重的是生产和消费。

我们再以越王勾践为例,来讲讲天道是怎么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具体运作的。勾践惨败于吴王夫差,自己到吴为奴,但勾践回到越国后经过十年励精图治,越国国富民强,之后还称霸中原。其原因是什么?这里面有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政策。

越王的主要谋臣有计然和范蠡两人,据说计然是范蠡的老师。计然曾经说过一段话,这段话是计然政治经济理念的总纲。他说:“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为之也。视民所不足,及其有余,为之命以利之,而来诸侯,守法度,任贤使能,偿其成事,传其验而已。如此,则邦富兵强而不衰矣。”(《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第五》,大意是: 国君按照流通货物的道理去获取利益,不一定要亲自去做它。应该注意百姓有什么不足,以及有什么多余,然后颁布命令去为他们谋利;至于把诸侯吸引过来,遵循法度办事,任用贤能之人,奖励有功,都只是这些政策的延续效果罢了。只有这样,才可能国富兵强,永久不衰。)

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守法度,任贤使能,以法律为基础治理国家。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民主的道路,是因为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太先进的原因。先秦史书《逸周书》中,就提到了西方十九世纪末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如勒庞的《乌合之众》一书中所说的,群众在选举中会极易受到非理性因素的控制,甚至会导致灾难性结果。事实上这种概念在三千年前中国先贤就已经掌握了,那是周公讲给周文王的。现在已经没有人像研究西方著作那样来研究中国古代的著作了。

我们回来继续讲越王的故事。越王勾践曾问计然,为何在丰收之年,仍会有贫困乞讨的人的人呢?计然回答说,这是因为人的天性就不一样,正如同母异父之人,一举一动都不同一样,所以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会陷入贫困,关键在于维系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整体平衡。于是计然提出了他有名的平籴理论,就是开官市,使买入粮食的价格最高不能超过石米八十,最低不能低于石米三十。这样,社会上两个主要阶层农夫与商人的利益就均衡了。《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第五》上说:“越王曰:‘善。今岁比熟,尚有贫乞者,何也?’计倪(即计然——笔者注)对曰:‘是故不等,犹同母之人,异父之子,动作不同术,贫富故不等。如此者,积负于人,不能救其前后。志意侵下,作务日给,非有道术,又无上赐,贫乞故长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苦成,尝与孤议于会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独与孤比,请遂受教焉。’计倪曰:‘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 越王曰:‘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国家参与到市场中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古代的国有经济。秦争雄于六国最大优势就是拥有雄厚的国有资本,因为国家参与管理后工业就容易系统化、标准化,而在战场上标准化极其重要——不仅是古代,现在也如是。秦朝法律极其严密,,他们的武器都是国企生产的,耕牛都是国家借给百姓的。国有经济有个弱点,就是如果政治制度跟不上会导致极度的弱化、极度的效率地下、极度的腐败。所以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分开的,它们是一体的。

《越绝书》对轻重之术的描述比较模糊,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阐述得最为详细。其中阐明了轻重之术有三个基本原则:自然原则、均平原则和储备原则,在拙著《国富策》中我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大家可以参考。

自然原则,在秦朝的法律中已经有特别明细的环境保护法。中国人不是先知先觉,而是它的文明体系是很先进的,中国人的思想方法要人按照天道的逻辑、天道的自然原则生活,这样的逻辑是很先进的,所以才会有环境保护法。比如说,环保法中规定了什么时候允许捕鱼,什么时候禁止捕鱼,特别严格。中国位于北半球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在上古时代也受到过环境破坏,从考古学的研究中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但从整体上来讲环境保护做得很不错,其原因就是每个朝代都有环境保护政策的存在。

自然原则是按照大自然生产的时序,人类进行生产,以保护鸟兽、作物等生命的生长,当然想矿产这样的资源更要保护了。我们现在的有些经济政策过于愚蠢把矿藏都让私人经营,要知道即使是西方有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矿藏是不能给私人的,他们认为最好的实现全民福利的方法,就是使大的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中国人从周朝开始,就坚持国家掌握矿藏。西周封建制的一个核心准则是:名山大泽不以封,就是说矿产资源是不分给诸侯的。

《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第五》中计然说:“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这段话大意是讲商品价格过低就会伤害生产者的利益,价格过高会伤害消费者的利益,那么为了实现各阶层的利益均衡,国家就要干预市场来调节价格,这就是均平原则。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断倡追求平衡,类似于中医治病——中医讲究阴阳平衡,失衡就会生病。

轻重之术的第三个原则是储备原则,储备不是为了储备而储备,其目的就是为了调节市场价格。古代一直都有储备,但到了朱熹时搞社仓,为了储备而储备,不能调节市场就麻烦了。常常是一个朝代到最后灭亡的时候,它的常平仓就坏掉了。中国老百姓不喜欢造反,常常是因为粮食问题才造反;另外,常平仓是能够赚钱的,因为是低价收购、高价卖出,它毁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老百姓。假如没有常平仓,在粮价上涨时,老百姓必须花高价购粮,这个时候国家用高过收购价、低于市场价售出售储备粮,这样既能解决百姓基本生存问题,也能调节市场价格,而且还能赚到钱。这是对国家、百姓俱具利的事情,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利益。

轻重术到晋朝以后就成为绝学了。《宋史·司马光本传》中有一则故事,说的是司马光、王安石与宋神宗讨论财政问题,王安石说:为什么我们国家贫穷呢,因为我们没有为国家理财的手段。司马光答,《汉书》中记载桑弘羊实行平准均输(大范围的常平仓),这件事情是假的,是为了美化桑弘羊才这样写的,因为《汉书》中说桑弘羊的政策达到了一个很神奇的地步,就是民不加赋,而财用足。那一代人,汉武帝和桑弘羊他们是很伟大的,中国的版图就是他打下来的。当时打仗条件多么艰苦啊,大家去过新疆就能知道,当时我们先人开疆拓土是多么艰辛——现在中国已经没有那种大气魄了!

储备有一些基本原则:“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其大意是:要储备那些完好、不易腐烂的物资,国家不要有太多的不进入市场流通的货币。用物资进行贸易是,容易变质的货物不要久存,要以低廉的价格出售。以商品多寡而知道价格的高低。价格上涨到一定极限就会下降,价格低到一定限度也很上涨。价格高的时候卖出,价格低的时候买入,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通过越王勾践的故事,我们要学习他到底是应用什么样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具体怎么操作的,这些是中华文明的根!

政治学与天道

上述是天道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那么在政治领域中如何呢?美国,特别是六十年代之后,美国特别是在政治方面,越来越受大的资本集团的操纵,现在也没有好转的趋势。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全世界对他都抱有很大希望,一位加拿大观察家早就对我说奥巴马不会有太多作为,因为他的领导团队主要还是代表大资本的人。所以,从中医的角度讲,你就会知道美国的政治结构是病态的,它会导致严重的阴阳不平衡。不过从西学的角度,大家很难接受这个观点。但是我们从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美国完全是病态的,不符合天道。

下面,我还是以越国为中心,讲一下天道在政治中的具体运用。我们的先贤认为,人与人在政治上使不平等的,要根据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来分配资源。对那些特别弱势的人怎么办呢?国家就要给予补贴,这些在轻重之术都有很详细说明。国家有乞丐的话,国家总理就不合格。

《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第五》载:“越王曰:‘善。子何年少,于物之长也?’计倪对曰:‘人固不同。惠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后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圣主置臣不以少长,有道者进,无道者退。愚者日以退,圣者日以长,人主无私,赏者有功。’”(《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作:“越王曰:‘何子之年少,于物之长也?’计研曰:‘有美之士,不拘长少。’”)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段话的意思,越王说,你的年龄不大,但是对事物的了解却这么多?计然回答:人生来就不一样,惠种生圣,痴种生狂。桂树的种子生长出来就是桂树,桐树的种子生长出来的就是桐树。年龄大的不一定就什么都知道,年龄小的也不一定就不能够通达,不能够按资排辈。所以国家选用人才不能以年龄大小为标准,而是要以能力来衡量,运用有能力的人。

中国的古代的政治制度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为前提的,它按照功勋制,以贡献大小来分配资源。西汉的官方文件我们已经能从出土的文献中查阅到,它的晋级制度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按照功勋制,另外一些是靠年资等等。比如警察抓住了盗贼,就可以马上晋级。我听在美国大企业中工作过的人讲,美国企业的管理就有点功勋制的影子,他们不注重你在这个企业工作了多少年,而是注重你对企业的贡献。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选举制度中民主只是一种,其它还包含功勋制、察举制和科举制,。功勋制在秦汉特别受到重视,如果你晋升一级,全村人都会摆酒庆贺,这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中心。然后是察举制,它可以是最廉洁的制度也可以是最腐败的制度。现在中共实行的民主选举制其核心就是察举制。西方通过东印度公司学到了科举制,演变成为它们的文官制度,但是科举制有个极大地弱点,就是科举很容易使一个人的文字能力被认为是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在明清以后官员行政能力较差,所以师爷这个角色就出现了。

察举制早在秦汉就有,当时是很廉洁的制度,少有腐败,因为察举者和被察举者之间要承担连带责任。什么意思呢?打比方我推荐张三去当官,假如张三不合格的话,我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就没人敢随意推荐了。所以汉武帝让他的大臣推荐人材,开始没有一个人推荐,然后汉武帝下诏书说谁不推荐要受惩罚,大臣们才推荐。而现在的中国就没有这个制度,我推荐你去做官,假如你有问题,也和我没有大的关系,这样很容易形成裙带关系。

在经济上人的天赋能力不同,所以中国古典经济中学中,不可能有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政治上人的天赋能力不同,所以中国古典政治经济中学中,不能有自由、公平的假设。西方的公民概念本来是表示不平等的,这一概念来自古希腊,希腊人为了把少一部分人与广大的奴隶区分开来,自称为公民。它本身就建立在不公平的制度之上,现在却被学人作为一个代表平等的概念——其理论架构跟现实差别太远。这个问题涉及西方学术本身的弱点,西方人自古重形式逻辑,事实上名学更为重要。

名学是一切学术和一切社会治理的基础,名学不仅仅是白马非马,还有很多其它内容。西方学术引入大学之后呢,主要讲形式逻辑,它首先去做定义,从现实中去抽象它,抽象之后再有逻辑去推导,得出结论。这中间存在的问题是:假如抽象的第一个点离现实很远的话,那么越往后推离现实越远,最后的结论就与现实无关了。这样的学术毁掉不少的学者,他们自己发现一个概念便推导下去,从而建立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却没有任何用处。

西方逻辑学应用在简单系统比较好,比方说计算机。不是说逻辑学是错误的,而是它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但是,如果系统十分复杂,名学就显得更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名学每时每刻都注意到现实与名的关系,要求始终保持名实之间的相副。大家学了名学才会知道,现在中国的学术基础可能有问题。因为中国现代学术基本的建立方法是比附,比如西方有封建社会,中国引进西方学术时就比附到中国,有两种比附,一是比附到西周,其实西周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不是欧洲那样分裂的封建社会。二是比附到秦以后的制度,现在这一比附受到了广泛的批判。大家想想,中国根本就没有过“封建“,这样比附之后就会导致极度的逻辑混乱。

在名学中,“封建”被称之为伪名,就是先有名再找实的方法,这是错误的。比附只有在两个文明比较相近的时候,才可以比附,但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有巨大的不同,而西方的人文学术概念又都是它们自己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这就导致中国在引进西方文明进行比附的时候,产生了大量的伪名。

生活方式与天道

最后我们谈谈天道在生活方式中的体现。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治国的,但是我们都要生活的。一定要记住,西方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一条鱼,它一定是生活在水里的,你说我为了鱼的幸福,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给它喝杯茶,这条鱼一定会死掉。西方的生活方式大致就是这样的。

生活方式中的天道称为“天理”,其实也是天之道的意思;而人道则被称之为“人欲”。《礼记•乐记》是很重要的,比其它诸如《大学》《中庸》等等都重要,因为《礼记•乐记》告诉我们:人是什么,人应该怎么生活,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礼记•乐记第十九》上说:“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这段话放到现代的语境中就是说,人的本性是清净的,禅宗六组悟道之后曾经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虽然人性本自清净,却因为外物的引诱,失去了清净开始蠢蠢欲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好恶的情绪了。现在西方消费主义盛行,靠不断刺激欲望,不断借贷,不断从自然汲取资源,不断从别的国家获取资源,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会导致本性的迷失和欲望的无穷延伸。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心良莠不齐,是非混乱,淫乱无度、倚强凌弱、倚众欺寡的事情发生。

《礼记•乐记第十九》中讲生活要符合天理,这才是中华文化的最核心——只教外国人学汉字是没有用的,要教他们学中华文明最本质的东西。

古今中外,教化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所谓:“上士教之以道,中士训之以德,下士拘之以神。”这些都是以人性本静为基础的。

中华民族的根器是世界上最上上等的,你看那些农民工,他们不仅随遇而安,还勤奋、刻苦、坚忍不拔,这就暗合于道。达摩祖师当初来中国的时候,他先去的西藏,他在西藏教密法,密法适用于根器较低的人,不过现在人跟古人不能比了。但现在的中国人总看不起自己,总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事实西方天主教等教派并不是适合中国人。中国人认为坚持修道就可以成为圣人、神仙,但是一定要自己去修行,证到、悟道。

不是说西方人根器都不行,犹太教中的最高端也有直接修道的,这个被称为卡巴拉,它是几千年秘传的方法,十几年前开始向外传播。卡巴拉对圣经有另外一套解释系统,它不拘于这些神明。

《淮南子•原道训》也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

这段话是道家思想的体现,中国先秦没有明显的儒释道之分,其最高层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所谓的殊途同归。孔子学院现在主要教西方人学汉字,应该教他们学中华礼仪文明,把世上的人都改造成中华人,就要靠礼仪。因为中国是礼义文明之源,要让世界按天道生活。

中国证得天道的圣人、神仙首先是大学者。我们现在做不了圣人,但是我们要努力作上士,中国人就有那种满街都是圣人的大气魄,中国古代人的教学目的是当圣人,而不是当博士、硕士。古书上都是这样说的,中国学术以润身为本,《礼记·学记》中也反对记问之学,你把所有的佛经、佛教发展史都读懂,都背会,也没有用的。佛教专有一句话来形容这种愚蠢:说食不饱!饿了就说馒头、面条、米饭,总是不能饱腹的。

不幸的是,汉以后儒家的心法已经失传了,道教的修行方法现在也很难找到,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千万不要学,佛教就好些,它公开传播。

《礼记•乐记第十九》上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这段话大意是说,我们(西周时)行礼乐,不是为了放纵极致,不是极口腹耳目之欲,而是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张三丰讲:人不要注重外在的乐,要注重内心的乐,内心的乐特别清净、持久。外在的乐很粗糙,很短暂;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跟现在的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正好相反,现在我们重要的是回归本性,回头是岸!

现在中国人习惯于跟着西方人的脚步走,这不行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立志做中华文明的传教士,向外传播礼义,把中国儒释道的理念传播出去。其实所谓的儒释道的核心就是一个,就是礼义。我们不仅自己要得利,也要帮住他人得利,不仅要利中国人,还要利全天下人。中华文明就是这样,大气磅礴,绝不小气。如果你认为中华文明就是毛笔字、唱京剧,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中华文明还是要按照礼义作事,依照中国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真正修道不是追求自由,而是追求自在。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个富人对我说:“我比较自由,因为我有钱。”这叫自由吗?不是的。大家知道颜回吧,他是很穷的,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这陋巷“陋”到什么程度呢?人不堪其忧,在这样的地方住,大家谁能忍受呢?可是颜也不改其志,这就是功夫。

在很差的环境下,还很自由、很安乐,才是自在,这是修道的结果。挣钱,是自由的吗?你可以挣很多钱,但是你不可能很自由,不可能随时都自由。能够不犯法,本本分分挣钱,老老实实做人、做事就已经很不错了。

总之,天道不是玄妙虚幻的,是特别具体的东西,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中。如果可能的话,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们的生活都应该顺应天道而行,这样会有无限的福报。班固在《汉书·货殖列传》的开头就说到:政治上要根据爵禄来分配资源,经济上要规定具体的时间做什么工作,目的是使自然生产力达到最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持续几千年而不灭亡,就是遵行天道,不是老天爷只照顾中华子孙。

《汉书·货殖列传》上说:“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

古代城市的居民是分区居住的,官员、商人、手工业者等等都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古代没有职业学校,各各行业都是采用父亲教儿子、哥哥教弟弟的方式授业。这样就能保证人们能够欲寡而又节俭,财足而不争,达到无为而治。

《汉书·货殖列传》还说:“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统治者,要教人们以道德,用礼义约束人民,人民因知耻而有敬畏,以义为贵而以利为轻。这就是夏、商、周三个朝代以天道为基础,无为而天下的理念。这样的理念是正确的,而且再过一万年也不会变的,因为人性本静、宇宙本静。

在天道与人道之间,我们必须选择天之道。《老子·七十三章》上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应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chǎn)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但它“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在政治经济学中,违反天道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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