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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社会科学理论回归东方哲学

2018-08-23 · 来源:新法家 · 作者:陆寿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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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这些年,给国家带来了虚胖的经济繁荣。说是“虚胖”,因为大多数人没有享受到应得的繁荣成果,人民的总体幸福度(包括物质和精神)呈下降趋势,而物质和精神资源、物质和精神生态的代价都付出过高,令国家民族的“精、气、神”正走向“虚脱”,看得出的表现在人祸、人为“天灾”、“群体事件”层出不穷,看不出的也就无法说了。总之,今天的中国面临着从表层到深层的严重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乃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几乎全盘西化。因此,本文的主旨是要以中国的道家哲学分析、批判泛滥成灾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错误要害,呼吁使之回归东方哲学之道。

在西方思维中,没有关于精神与物质、关于不同社会层次、不同社会领域、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对偶互动、动态平衡,更没有多维整体综合平衡这样的观念,几乎所有学术领域都贯穿着笔者称之为“单极中心主义”、“基本粒子堆积论(即“原子论”)”、和“拼盘论”这样一条思维路线。

“单极中心主义”可能表现为“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或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跳跃(如精神/物质、上帝/世俗二元论)、“个人中心主义(自由个人主义)”、种族/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还有很多习惯上不以“中心主义”称之而实际上是以某种个体或群体、或某种局部或整体作为考虑问题的唯一出发点的思想方法。

“基本粒子堆积论”与“拼盘论”的实质是一样的,即所谓“还原论”,都是相信“局部之机械加总就等于全局”这样一种荒谬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单极中心主义”,因为它们无视每个局部与其它局部之间、以及与全局之间,在多方向上的互动,而只以互相分立的局部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中心,所以都是“局部中心主义”。(相反的极端则是铁板论集体主义,即无视各别个体、局部之相对独立性,而将全局作为唯一出发点的“全局中心主义”。)

“基本粒子堆积论”的典型表现即通常被称为“原子论个人主义” 的思想方法,即所谓还原论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

“拼盘论”的两个主要表现是:(1)将政治现象与经济现象的相对区分绝对化,以及将精神文化现象与政治经济现象的相对区分绝对化,更具体的表现则是抹去不同文化的不同价值观核心、将它们胡乱拼凑的所谓多元文化主义。(2)割断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之间实际存在着的相互关联性,孤立地分析一国的内部现象,掩盖了国际之间和一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不平衡的实质。

本文将主要揭示上述思维路线在现代西方“从单一价值源泉论到世界资本霸权”(政治经济学)、再“从神、人二元观到拜物教文化霸权”(文化理论)这样一条错误路径上的演进过程,说明让社会科学理论回归东方哲学之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东西哲学之分野

与上述单极中心主义思维路线针锋相对的是中国道家所阐述的、笔者以现代语言概括为“动态平衡多维整体”的思维路线。

中国道家哲学:心物一元、动态平衡的多维整体

道家所言之“道”包涵着虚、实两面。“道可道,非常道”,归根究底,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 这就是“虚”的一面。这一面与佛家所言的“万法性空”、无可执着是同一个意思;而关于这个“虚空”,佛家在其浩繁的典籍中似乎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译成现代哲学语言,可以说:整个存在界就是无边无际的、心物一元的“无限潜在可能性”。既然“无限”,就无终极之“常道”可言。而人的生命和意识表现只是这“无限”可能性之中一种可能性之展现,那么在其意识观照之下的“人化世界”,当然也只是这“无限潜在可能性”之中的一种可能性的展现。而且,“人化世界”是随着人意识的流变而无时不刻地变动着。因此,归根究底,什么都无法说透、无从执着。如能悟到这一点,并能将之时时刻刻融化到自己所有的意念和行动中去,就能逐步做到去除我执、去除各种各样的“单极中心主义”思想,做到循“道”而行,不贪欲(“无欲”)、不妄为(“无为”),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平衡和谐。循“道”实际上是顺应事物之自然。这应是一切有志者个人精神修炼的目标,也应是对待一切学问的态度。

同时,道家关于“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哲学思想,为认识、治理和改造社会,为认识自然、并在局部上改造利用和总体上顺应自然(即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存在世界),为中国的法、儒、兵、名、阴阳等诸子百家提供了高远、彻底的形上哲学思想的总纲,和深刻、丰富的思想养料。这就是道家思想的“实”的一面。

上述所言的万物“虚”相,是存在界之终极的、绝对的毕竟?真相;那个作为人类生存依靠、认识和改造对象的人化世界(包括社会在内)的“实”相之“实”是相对的、虚幻的,只是相对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着,本无绝对性、终极性〔1〕,只是为了生存繁衍,人类不得不暂且将其作为“实”相看待。道家思想的虚实两面本身就是其阴阳对偶思想的最高完美体现。“动态平衡多维整体”世界观就是以这样的心物交互、虚实相合为总背景的。

对于人来说,动态平衡首先表现在人意识和意识对象之间从不断地出现的不平衡(如认知错误、计划失败、人为灾难等)、又不断地趋近于相对平衡这样一个螺旋式循环往复的无限过程之中。人意识和意识对象之间的相互渗透、作用和转化,乃是多维整体存在世界的基本之“维”、第一“维”,即人化世界本元性的阴阳对偶关系。

由于人意识这个观照主体本身的结构特点,“人化世界”显现出事物之间的分别性,包括层次性(即纵向上的分别性,这是人意识的直观“三维”模式决定的)。以动态平衡多维整体的世界观观察社会,就既看到所有“个体”、“局部” 、“层次”、“领域”,所有 “群体”、“全局”、“总体”、“整体”,在各种不同的(或互相并立或互相套叠的)对偶关系中,各自基于“阴”或“阳”的相对属性而具有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或自足性;又看到这些林林总总所有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对偶的主体之间不可分割的相互渗透、作用、和转化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世界存在的多维总体平衡性和动态整体性。

这个心物一元、阴阳平衡之“道”,是在迄今人意识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上对于存在世界的统一解释。

西方哲学:心物二元、单极中心的原子论和拼盘论

无论是基督文化中外在于存在世界(所以能“创造” 世界)、而实际上是人意识之人格化的上帝,还是黑格尔的“宇宙精神”,还是唯物论者心目中与人意识绝然分立(所以能“决定” 意识)的“客观存在”,它们或是意识决定存在、或是存在决定意识,因此都是单极中心主义,而不是对偶动态平衡。即使是“辩证”的唯物主义,仍将世界统一于“物”(所谓“第一性”)。这个“物”,或是整个人化世界,或是某种“基本粒子” ,实际上都是人意识观照之下的某种特定的物质化现形式。只要是将存在世界统一于人意识观照之下的某种特定的物质化现形式,那么这种统一就是掩藏在唯物主义假象之下的唯心主义。所谓“辩证”,只是对于人化世界某些局部或方面的分析,而不是对于超越人意识的存在世界“无限潜在可能性” 的总体把握。只有那个内在于(而不是外在于)存在世界、而且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渗透一切的心物一元、阴阳平衡之“道”,才能在人意识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上统一一切、解释一切。

西方对于“基本粒子”的追寻始自古希腊时代,直到如今还在继续。作为对自然微观世界的科学探索,将当时所能观察到的最小粒子暂时权宜地认定为“基本粒子”,同时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认定”的暂时性、权宜性,即这种粒子仅仅是相对于当时人的认识能力而言被看作是最小的物质单元,但并不排除以后发现更小、更“基本”的粒子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科学探索,那么可能是有意义的。问题在于:在对世界存在进行总体把握的哲学层次上,如果将世界看作是由人类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所能观察到的最小微观粒子,比如原子,像沙粒般堆积而成,那么这在下述两层意义上背离了心物一元的多维整体动态平衡之道:

(1)世界本无所谓“基本粒子”。人意识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对于事物的分别性(将世界分成各别事物、并分成越来越小的“粒子”)、也决定了其分别能力在特定时间阶段上的有限性(不能观察到更小的粒子)。这就是说,如果人的认识能力潜在地可以无限发展,那么粒子就是无限可分的。因此,绝对地认定某种粒子是“基本粒子”,就是否定了人意识和意识对象之间、即心物之间互动平衡的基本原理和历史事实。

(2)将最低层次的微观粒子(如原子)绝对地认定为“基本粒子”,容易导致只认定该“基本粒子”对于较高层次上的粒子和事物整体(如分子、无机物件或有机机体组织等)的构成作用,而忽视较高层次上的粒子、事物整体对于该“基本粒子”的统合作用。这就抹杀了万事万物作为动态平衡多维整体的“基本”真相:即具有“基本”意义的不是某种粒子或是组成成分,而是存在世界不同层次之间的动态平衡。

将上述那种人们习惯上称为“原子论”的世界观用之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分析,那就更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原子论社会观表现在只强调各别个体、局部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或自足性,而无视社会个体、局部之间的相辅相成性,无视社会在多层次上的各种群体相对于较低层次上的有关个体或较小群体、和相对于更高层次上的更大群体的相对主体性、独立性。

基本粒子堆积论的原子论社会观与拼盘论(如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拼”成社会,或众多国家“拼”成世界),虽然都是抹杀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互动关系的单极中心主义思维路线,但前者比后者还多一层谬误性:后者一般不否认不同组合局部之间的差异,而前者往往将所有“原子”看作是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无数复制拷贝,或者是像刚从市场买来的一把新筷子,它们的长短、粗细、线条、颜色、质地都一模一样,分不出彼此来。西方经济政治理论中的“个人”就是这样的“拷贝”、“筷子”。

反过来,拼盘论不同于原子论的是:一个社会有着千万个“原子”个人,少一个或多一个无关大局;而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领域则缺一不可,并不像一个拼盘,如食物拼盘,其中少放或多放一种食物,一般来说是无碍大局的,因为这些不同种类的食物之间没有像政治、经济、文化之间那样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所以,那种在研究一个社会的政治、或经济、或文化时,不考虑该领域与其它领域、以及与整个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路线,可以称为“拼盘论”。

二、从单一价值源泉论到世界资本霸权

商品的价值源泉问题是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规定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与形式,并进而决定社会的政治权力关系,影响到社会的精神文化,乃至进一步左右着整个世界的秩序与面貌。由此出发,在整个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到处充斥着原子论、拼盘论的谬误。这可以说是当代世界秩序混乱、危机四伏的意识形态根子。下面就其关键处,用动态平衡原理这把哲学梳子粗略地梳理一番。

(一)从原子论到单一价值源泉论

社会产品的使用价值究竟来自何方?从不同的哲学世界观去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从东方传统天人合一、人类一体、但并不否认人类和个人相对自主性的视角看这个问题,很自然地就会得出结论说:一切社会产品的使用价值来自天然价值、集体智慧、和个体劳动这三大源泉(这与中国传统对人化世界“天(包括人类社会在内)、地(人类社会)、人”这三大基本层次的认定是一致的)。〔2〕但是,历来在见木不见林的原子论世界观的限制下,人们只看到自己的同类作为各别个人,分别地、直接地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或劳动,一是不见初始生产原料中天然就存在着的使用价值(野生的果谷禽兽对于原始先民本来就具有攸关他们生死的无比价值。若没有这天然存在的价值,哪会有后来经过种植或饲养、并加以改良、因而增添了价值的现代果谷禽畜?哪会有今天的人类?)二是不见隐藏在生产设备、技术和产品中的、全人类世代积累的集体智慧价值。

这儿需要特别揭露那种公私不分的所谓“知识产权”论。众所周知,生产设备、技术和产品中饱含着世界东西南北的人类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智慧,那是人类的集体财富。同时,任何一项新的科技发明除了发明者个体的创造性劳动(这样的知识产权是要保护的)之外,也还包含着人类的集体智慧,因为任何发明创造都不是仅凭个人的劳动,而是必须继承了前人的智慧才可能实现的(这也适用于社会人文思想工作者)。若没有当日指南针的发明,哪会有后来的远洋贸易?哪会有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若没有阿拉伯数字的发明(实际是印度人首先发明),哪会有全部科学技术的积累?哪会有今日琳琅满目的数码产品?若没有古代东西方天文学的开拓和积累,哪会有今天的太空技术和卫星通讯?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人类集体智慧的价值,与一切自然资源的天然初始价值一样,都不是能以任何数字可标示、能用任何经济理论、数学方程可以计算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因其无法计算而无视其存在,正如不能因为无法秤出自己脑袋的重量就无视自己脑袋的存在一样。而且,这种集体智慧也如天然价值一样,理所当然地应属全人类共同所有,其在生产过程中所转化和延伸出来的额外价值不应由任何个人或集团单方面占有。可笑的是,在今天的“圈知运动”大潮中,西方某些跨国公司竟然将从世界的东方和南方各地收集到的本土传统草药知识申请为自己的“专利”:他们不过是将这些草药经过伪“科学”手段的肢解(美其名曰“提炼”)、拼凑(美其名曰“加工”),借以给他们窃取来的“知识产权”加上“合法”、迷人的包装,然后再将经过其扭曲的产品倾销到原地和世界各国,一方面获得丰厚利润,一方面排挤、打击、并企图最终废除(如某些“中国科学院士”所主张的)当地的传统医药,以便他们一劳永逸地从人类的集体智慧中汲取无穷无尽的财富。可见,将人类有机整体绝对地分解成无数单个个人这样一种原子论世界观的为害之烈![3]

那种抹杀天然和集体智慧价值的单一价值源泉论,其结果是:或者为资本对于劳动的霸权辩护,因为他们说是“资本给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因而养活了工人”;或者有意无意中掩盖了资本对于蕴藏在生产资料中的天然价值和人类集体智慧价值的单方面攫取(其实,资本从本属全人类所有的这两项价值中攫取的“剩余价值”可能远比从劳动者个体劳动中攫取的多得多),因而掩盖了霸权资本对于人类财富长期、广泛掠夺的全部真相。

(二)从拼盘论到狭隘“劳动”定义

按照动态平衡的社会观,不同社会分工领域人们的劳动本来是互为前提、互相补充、密切关联、缺一不可的,但拼盘论的思维方式将生产第一线以外的下列劳动排除在价值创造者的行列之外:通过合理途径得来的资本(如劳动报酬等)所代表的过去劳动,最新科技发明中所包含的创造性劳动,企业微观管理和社会宏观管理劳动,创业、开发过程中企业家承担较大风险的创造性劳动,全社会所有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上述一切人员接受教育培训的先行性劳动,以及上述一切人员及其家人为维持和提高劳动能力所付出的后勤性家务劳动,等。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广义劳动无疑地都是为社会生产活动所必需,因而都是创造了价值的,其价值都融进了所有相关的社会产品(包括服务型产品,下同)之中。

所以,严格地说,任何社会产品都不仅包含着企业内不同岗位人员的劳动,于还包含着社会上更多的人的劳动价值。如果将价值的创造仅仅归功于有关企业内部的人员,甚至只归功于其中一部分人,那就是在不同社会职业和岗位上的劳动者之间制造不必要的矛盾。各种劳动者之间由于客观处境的相异原本就难免存在着关系的不平衡,需要、应该、也可以由社会管理者根据动态平衡的原理加以有意识的调节。如果不这样做,就是社会管理者的失责。但如果将企业内外一部分劳动者的贡献在理论上有意无意地抹杀了,因而增添了新的不平衡,那就不仅是失责,而是在添乱了。只是,特定产品中的具体劳动价值本来就难以精确量化,而企业外劳动者对于特定企业产品的贡献就更难量化、因此难以由该特定企业以工资的形式来分发酬劳。所以,让所有企业向政府缴税,用于企业外所有劳动者的报酬和福利,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了(但这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经济学所阐述的那种二次分配论,而应是下文将要提到的人类、国家、企业对于生产资料的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从原子论到劳资自由交换论

动态平衡社会观将每个个体或群体都看成是无限多样并且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他们各各都是不相同的,因此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用同一个模子去套。而原子论者则把资本家和工人说成是地位完全相同的、“平等”的“自由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他们看不到或故意无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劳动者作为“交换品”的实际劳动付出,即劳动力,与劳动者本人是不可分离、因而根本无法精确量化的,而资本与资本提供者是可以分离的,由此造成:(1)劳动者的劳动力支付过程必须时刻处于“交易”对象即资本家的单方面监督之下,而资本家则可以不受劳动者的监督;(2)劳动者如欲将其劳动力改“卖”给别的“买家”(资本家),所付出的代价和所冒的风险(一家人的生计)将比资本的转移要高得多,所以总是处于高度不利的“还价”地位。这两个相反相成的“具体情况”造成了资本对于劳动具有绝对优势的支配地位,亦即劳资关系这一现代最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严重不平衡。正是这种得不到根本制衡的劳资关系最终导致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及其对于世界人民的霸权,从而生发出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和危机。而原子论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恰恰掩盖了这一当代所有问题的总根子。

(四)从原子论到“量化”万能论

量化是以事物的分别为前提的。而按照心物一元的东方世界观,事物的分别性是由意识主体本身及其意识能力的有限性所造成,因为人只能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不仅是指时空)去认识世界。离开了人的分别意识,也就无所谓“数量”和“量化”。下面这个经典性的思想实验很能说明问题:

有这么一个显然有违常识的判断:从理论上说,人永远不可能跨出一步。为什么?因为,要跨出一步,首先得跨过半步;而要跨过半步,又先得跨过四分之一步……这样以此类推,没完没了,那当然就永远跨不出一整步了。如果说这个推断过程有错,那么错在哪里?(请读者停下来,想一想,再看答案。)

其实就错在将人的分别意识及其意识结果绝对化。因为,严格地说,那个“半步”或“四分之一步”等等的界线是根本不存在的:人只能在“大约”半步或四分之一步的地方划一条界线;但没有宽度的界“线”并不存在(只存在于人的想像之中),即任何的界“线” 都可一而再、再而三地一劈为二,没完没了。既然精确的界线不存在,那么那个“首先得跨过半步”、“先得跨过四分之一步”等等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于是“跨出一步”也就不成问题了。

这就说明,任何分别和量化都是模糊的和权宜的,不是绝对的。绝对化的结果就会引出荒唐的结论。东方哲学并不一概反对对事物进行分别和量化,因为在某些局部(只能是“局部”)范围内的“大致”量化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不可或缺的。它与西方哲学的区别在于:西方哲学意识不到“分别”的相对性、权宜性,将人的分别意识和分别结果绝对化,忘记了万事万物的本不可分性,于是迷信原子论、拼盘论的思维路线,迷信量化、数字、方程式,好像它们是万能的,可以说明一切、概括一切;而东方哲学则时时处处意识到意识主体本身及其意识结果的局限性、相对性,时时努力警觉并尽可能地克服这种局限性所造成的的认识误差。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微小误差可以忽略不计,无关紧要,但是在像人类社会这样的非线性复杂巨系统中,任何初始的微小误差,如果不通过有意识的社会关系动态调节不断地加以限制和纠正,那么最终都会按指数级数放大成灾难性的社会不平衡。下面就会谈到,国际垄断大资本与世界大多数人之间在经济利益方面呈天文数字倍数的不平衡,归根究底是源自资本主义国家千千万万基层企业中劳资权益关系(相对地说)较微小的的不平衡。但是,这样巨大的不平衡却是被主流经济学家以大量的、似乎是无懈可击的、精确的量化和计算为根据证明为是正当的。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在社会分化成强权的少数与弱势的大多数、它们的利益相互对立的情况下,任何量化和计算都是可以被随意扭曲、取舍、摆布的。而且,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事物,虽然可以在想像中加以分别,但是根本无法量化和计算的。对于那些将自己的贪欲意志强加于人的强权者来说,在他们尚没有得到有效的制衡以前,可以为所欲为,“量化”似乎是“万能的”,但决不是真正“万能”,更不是永远“万能”。总之,量化的技术手段不能代替社会总体关系通过良性互动不断地达到平衡这样一条社会治理的根本指导原则,因为人的认知的局限性、量化的局限性只有在活生生的人际关系的动态平衡过程中才能持续不断地得到发现和纠正。

现在回到政治经济学。上面已经说到,由于劳动力与劳动者是分不开的,所以劳动价值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精确量化的。不同职业、岗位、人员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之间只能进行大致的比较,其量化的结果只具有权宜的、参考的意义。更由于蕴藏在产品中的天然价值和集体智慧价值跟劳动价值之间更是分不开、理不清的,甚至连“大致”地分清都不可能。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将劳动价值确切量化的可能性。当今市场上瞬息万变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劳动)其交换价值(不等于使用价值)的量化,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至少在绝大部分时空范围内)权力、权利不平衡的历史过程中连续演变过来的,所以不可能是对它们之间所包含的不同价值的正确比量,甚至连“大致”正确都不是。

于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就进行颠倒过来的量化和计算,他们将维持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延续、即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属维持生命所需的代价,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依据。虽然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内很多劳动者的实际生活已经超过温饱的水平(多数黑人和新移民除外),但这是以数百年来这些国家的对外掠夺、让世界范围内其它国家更多的人们在贫困线以下挣扎乃至死亡为前提的。从全局总体平均来说,他们计算劳动价值的根据并没有改变。而且,他们所量化和计算的劳动者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 并不包括劳动者及其家人通过付出劳动、创造财富理应得到、但在现有劳资关系中没有得到的精神快乐和幸福感。(在资本御用经济学家的眼里,劳动者与机器人本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资本,尤其是大资本,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在各国的买办代理人,他们就通过御用经济学家们对某些有限的经济因素的所谓量化和计算,巧妙地掩盖了资本对于所有社会产品中存在着的无与伦比的天然价值和积累了千百年的人类集体智慧价值的窃取、篡夺,掩盖了某些资本通过小鱼吃虾米(劳动者)、大鳄吃小鱼(中小资本)而成为国内国际垄断资本、实际是大量侵吞了人类财富的罪恶历史!

(五)从拼盘论到政治(“公”)、经济(“私”)分立论

以社会整体动态平衡的观点看,一个社会的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不可割裂的。但西方主流经济政治理论故意以拼盘论将这两个领域分别贴上“私”与“公”的标签,以示“公私分明”,实际上是用来掩盖大资本在经济和政治这两个领域的权力之间相互为用的一致关系。

 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任何一个关系比较紧密的群体,无论大小,就是一个小社会,就有它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就有对内和对外的“公”与“私”。否则为什么,如果一个企业的人员将企业的资金挪作“私”用,我们就说他盗用“公”款呢?一个企业的事务,对于大社会来说是“私”事,但对于每个企业成员来说却是“公”事,因为如前所述,任何企业的运作都要涉及生产资料以及产品中所包含的、属于“公”的天然和集体智慧价值以及所有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而且,也如前所述,在现代社会化、当今全球化大生产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企业的运作不仅事关企业所有成员的生计利益,一个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财团对社会上人们的消费生活和思想意识、对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渗透、诱导和干预,还广泛深远地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一地、一国、乃至世界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根本生计命脉。可见,“私”与“公”是不可能绝然分割的。总之,“私”中有“公”,“公”中有“私”,不公不私,又公又私。

拼盘论将政治与经济、公与私绝然分割的结果,就是(1)将现代企业这种“当代资本主义最强大的群体组织形式”赋以“准个体的法律地位”,隐去“其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的地位”,从而“将经济这个基本社会领域排除于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原则的应用范围之外”[4],于是企业内部关系的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反而在“经济自由”的大旗后面巧妙地得到了掩护;(2)将大资本在“公”的领域所窃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从其背后所谓“私”领域内的金权专制这个根子上剪断,然后将大资本从“私”领域的那个专制根子(通过游说、献金、全民选举、轮流坐庄等政治把戏)延伸到“公”领域的、对于全社会的金权专制,巧妙地打扮成“自由”、“平等” 、“民主”的神圣形象,反过来又以此将那个“私”领域的金权专制根子深深地埋藏起来、保护起来。拼盘论的魔力真是不可小觑啊!

(六)从拼盘论到世界扁平论

拼盘论的又一个妙用就是将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说成像游戏拼版那样,是一个扁平划一的“全球化”整体,最典型的说法就是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 • 弗里德曼的一本书名所宣扬的:“世界是平的”。世界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平坦了呢?据说那是因为现在不再存在前苏联自上而下的帝国统治、不再存在东西方之间的柏林墙、再加上运输成本下降、通讯成本下降,世界变成了一个通行无阻的自由竞争的大市场。这种“扁平”论调的实质是:它无视西方国家一方面在南北之间高高筑起无形的“边界墙”、极力阻止外来劳动力向他们那里自由流动“抢饭碗”〔5〕,一方面用武力手段和武力威胁为垄断资本在全世界“自由”流动抢夺天文数字的利润开路,无视资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之间深深的利益鸿沟,也就是巧妙地掩盖了美元帝国集团从国际层面自上而下直至百千万血汗工厂、从意识形态话语到地缘政治到军事布局到金融贸易关系的全面霸权。

是的,在“平等劳动”、“和谐共存”的意义上,世界应该是“平”的,也就是说,世界必须铲除居高临下地主宰一切的霸权。但这只是世界大多数人民企求的理想目标,而不是当前的现实。要使之逐步成为现实,首先必须使经济政治理论和实践回归到在多层次上和之间动态平衡的天道上来。

上面从“单一价值源泉论”、到“狭隘‘劳动’定义“、到“劳资自由交换论”、到“量化万能论”、到“政治经济分立论”、到“世界扁平论”,厘清了当今世界的最大毒瘤国际垄断资本霸权从人类社会的经济细胞中孵化滋生,到驰骋市场、强食弱肉,到吞并国家政治权力,到称霸世界、无恶不作,这样一条发展黑线赖以得逞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根源。找到了根源,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对症下药。唯一有效的良药就是在世界东方很大一部分人口中自觉奉行了数千年之久的动态平衡之道。这一天地大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自觉奉行”与否对人类自身的福祉却是极为紧要的。那么动态平衡之道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将如何展现呢?

承上启下:从政治经济学到文化理论

上面从“单一价值源泉论”、到“狭隘‘劳动’定义“、到“劳资自由交换论”、到“量化万能论”、到“政治经济分立论”、到“世界扁平论”,厘清了当今世界的最大毒瘤国际垄断资本霸权从人类社会的经济细胞中孵化滋生,到驰骋市场、强食弱肉,到吞并国家政治权力,到称霸世界、无恶不作,这样一条发展黑线赖以得逞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根源。找到了根源,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对症下药。唯一有效的良药就是在世界东方很大一部分人口中自觉奉行了数千年之久的动态平衡之道。这一天地大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自觉奉行”与否对人类自身的福祉却是极为紧要的。那么动态平衡之道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将如何展现呢? 笔者曾于四年半前撰写了题为《政治经济学新论:价值三源泉和联合所有制论》的长文,第一次揭示了商品价值的三个来源,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生产资料应归人类社会三级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体、各别民族国家共同体、基层企业共同体)联合所有、基层企业劳动入股、劳资合营、全员民主管理这样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长远目标设想,论证了这一设想的理论合理性和予以逐步实现的现实和未来可行性〔6〕。着重讨论了基层企业劳资之间经济民主、管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注:所谓“逐步实现”,即不排除在操作层面上,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保留一定规模的中小型私有经济、并在更长的时期内保留私有制的尾巴。)〔  人类社会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的问题,除了基层企业内部关系的动态平衡之外,在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情势下,还涉及到民族国家在纵横两个方向上的各种宏观关系:横向上,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联结为国家组群的文明体之间;纵向上,国家与其内部的少数族群之间、以及国家与世界性国际权威机构(如联合国)之间。而所有这些关系中当前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所谓文化冲突、或文明冲突问题。数百年来,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一直是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用来在其势力范围内或其竞争对手的影响范围内,实施挑拨离间、分而治之图谋、玩弄地缘政治的一张王牌。浑身散发着铜臭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从来都没有尊重过其它国家和族群的文化,而始终推行其文化霸权主义的路线。有时他们也虚伪地利用多元文化主义这一口号,一方面借以安抚国内少数族群、以巩固垄断资本在国内的统治,另一方面对其不听话的掠夺对象国/地区、或竞争对象国/地区进行离间分化、令其自相残杀、以便各个击破、同时转移世界人民抵制、反抗其霸权主义的斗争矛头。总之,他们实际所推行的,还是企图强迫整个天下皈依他们金钱拜物教的单一文化主义。所以,以动态平衡这一东方哲学原理阐述文化问题,揭示西方心物二元主流文化理论的错误,是当前世界话语权争夺中的一个突出任务。下面只是一个尝试。

三、心物一元、多维整体文化观

(一)人类文化多样性和趋同性的统一:关于终极普世价值

按照动态平衡的世界观,人类文化在总体上应该是多样性和趋同性的统一。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源自有史以来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所处自然环境、生存条件的不同所导致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差异:

源自地中海北岸、中亚和西亚的西方文化、及东西之间的阿拉伯文化,主要与多山近海、或干旱的草原甚至沙漠这样的自然生存条件相联系,那些地区不最适合农业、而适合航海贸易或游牧业,因而在精神文化方面,磨炼出了特别强悍的开拓、冒险精神、和宏观社会关系方面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常伴有海盗行为、或战争掠夺等黩武倾向;而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亚文化源自土地平坦辽阔、气候温和适宜的、数千年发达的农耕生活,因而孕育出了安土重迁、强调天时地利人和、即人天、人地、人际关系的和谐协调、阴阳平衡,强调心性修养、虚静守下、不贪欲、不妄为、守常道这样的精神文化传统。

但在长达数十万年或可能二、三百万年的史前时期,无论哪个地区的人类先民面临的是大致相同地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如见之于东西方经典中关于诺亚时代和大禹时代洪水为患的记载),同时都只有原始低下的生存技能,靠采集野果或围猎野兽为生,到后期才慢慢地有了农耕、畜牧。那时候,无论哪里的原始氏族公社内部,所有成员之间基于直观直觉的血缘关系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生俱生、一死俱死、命运与共的强烈一致意识。

虽然那时由于生存本能的驱使,不同的氏族或部落之间也有野蛮的争斗,虽然后来随着人的生产生存能力的提高、私有制的出现以及少数强势者的贪婪,原来氏族成员之间的高度一体化开始分化,沿着微观(家庭、个人)和宏观(部落联盟、国家、世界)两个方向,展开了在人类社会多个层次上全方位的、连续不断的、既“文明”又野蛮的争斗,虽然如此,但是,那个曾经延续了比人类文明史长达数百倍之久的原始艰难生活,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命运与共”意识基因,反映到社会伦理就是博爱精神,这见之于各大文化的经典记载中,如中国道家的“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佛家的慈悲众生,儒家的仁爱天下,以及同属于亚伯拉罕宗教体系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共同经典所宣讲的“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圣经•旧约》)这一真正的基督精神。

相比之下,人类的“文明”史还只是短短的一刹那。自有文明以来,尽管由少数人挑起的争斗连续不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激烈、危害越来越惨重,但同时,随着人类生产生存活动规模的社会化、全球化、乃至太空化,紧密联系的范围不断扩大,彼此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于超越家庭、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物种的“命运与共”意识也在与日俱增,这是原始氏族时期那种狭窄眼界范围内的共命运意识所不能比拟的。

今天,人类一体、人天一体意识的种子正在顽强地发芽、成长,一反少数人极端自我中心主义之道而行之,努力磨合不同文化之间的歧见,而给世界带来希望。建基于这种意识的博爱精神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或曰终极价值,或普世价值。其他一切自我标榜为普世价值的价值观都要受到这一终极价值观的检验。无论人类还要走过多么曲折的历程,这一终极价值观必将逐步消弭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歧见而走向天下大同。

(二)天地大道、宏观社会、个人心性之间的多维互动:普世价值的实现路径

当然,在如何使这种博爱精神在一切社会关系中得以实现的路径问题上,以中国道-法家为一方,与佛、儒及西方宗教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思想路线分歧。前者以心物一元、渗透一切之“道”为制高点,由道生法、由法生德、以德固法、以法从道,在天地自然、人类社会(宏观和微观)、各别个人多个层次之间、即从宏观到微观、从微观到宏观不断反复推进多维整体的动态平衡。其中,人类宏观社会是处于这些层次中间的关键层次。所谓“多维整体的动态平衡”就是指人类宏观社会上与天地自然(即人天关系)、下与各别个人、以及本身内部宏观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动态平衡。

社会关系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指的是社会各大群体之间的经济政治权益关系(如阶级关系、管治关系、族群关系、国际关系),微观则是指与上述宏观权益关系并无直接关联的纯粹个人关系(如家庭亲友关系、邻里同事关系、路人邂逅关系)。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前者是关键。如果宏观关系是祥和协调的,那么微观关系就不会差到哪儿去(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改朝换代后的初期,社会秩序都比较好,几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或者在合理、有序的民众政治运动高涨期间,社会刑事、民事案件会大大减少);反过来,即使在某个范围内表面上的微观关系普遍和顺,人人彬彬有礼,也不能说明深层次的内外宏观关系就一定是温和顺畅的(如今日西方);当然,如果微观关系长期普遍恶化,那么问题一定是出在社会的宏观关系上,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得从宏观着手。

黄老学派的经典文献《道德经》和《黄帝四经》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道-法家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于体现在微观人际关系中的和协精神,不是离开了人天关系和社会宏观关系来谈论各别个人的博爱、慈悲、仁德之心、来谈论道德教化、来鉴别圣人贤者的,而是将这些精神原则作为“天之道”在人间社会宏微观所有层次上的动态展现去认识和遵循的,而不是单纯从某种主观的善良愿望出发的刻意贪求、强求。同时,一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心性的修炼,以使之合乎天道,固然离不开他主观上有意识的自我要求,但更离不开他所处的、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在内的、整个天地自然无限时空的循“道”运转这个宏观环境对他的熏陶、启发(其本人不一定意识到)。一个人之能够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是天道运转对其意识的外在叩击与他愿意正视并顺从天道的主观愿望相结合的结果,而决不仅仅是(虽然不排斥)他个人闭关冥想、向内求索的结果。

黄老学派还认为,仅仅宣传人间博爱精神是不够的。要让这种精神转化为活生生的、宏微观各个层次上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则必须通过诸如社会功勋制、全民监督制、节制资本、常平仓等已经行之有效的、以及有待推陈出新的、符合多维整体动态平衡之道的各种制度,以法治的形式加以实行,使得那些真正有德有能之人自然而然地得到公众的识别、推举、监督、爱护,使他们得以代表各个层次上的社会全局,让上述各种制度得以建立和实行,以均平地保障所有个人和群体通过平等劳动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利益。

但是,儒家、佛家、和西方宗教思想在下面这一点上是共同地与上述道-法家路线相对立的:他们相信一个超自然的绝对精神,即超然“物”外之“心”,可以越过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时空运转这个“物”世界的媒介,或者仅仅通过某几个半神半人的先知苦口婆“心”的言传身教,就可以在人们“心”中普遍地化为博爱、慈悲、仁德的种子,并得以开花结果,结出博爱、慈悲、仁德的宏观社会关系之果。这就是为什么儒佛伦理一般只局限于论述社会微观关系,为什么西方社会学也局限于微观社会关系之分析,而将统合经济政治文化的宏观社会理论排拒于“社会学”学术大门之外的哲学思想根源。在笔者的《儒家如何背离了动态平衡之天地大道?》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思维路线的原子论方法论实质及其事与愿违的必然结果。退一步说,即使一个社会的多数人都怀有博爱、慈悲、仁德的精神,如果这种精神没有同时体现在社会的宏观经济政治关系中,这个社会也仍然不是博爱、慈悲、仁德的。因为,无数微观局部之机械加总并不等于宏观全局。何况,像他们那样“心”、“物”割裂的结果,必然是“心”之堕落,社会之道德沦丧,怀有博爱、慈悲、仁德之心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崩溃,就像今天的世界。

下面就具体地回顾一下,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上述思维路线是如何将人类拖垮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四、从心物二元观到拜物教文化霸权

(一)从上帝、世俗二“城”论到虚假的普世价值论

中世纪欧洲神学家奥古斯丁,曾将当时欧洲的世俗世界和理想中的精神世界分别称为“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这两个“城”之间最根本的差別是,前者人民的共通点在于对自己的爱,后者則是結合于对上帝的爱和因此而生的对彼此的爱。中国的老子也说过似乎相同的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但是,这两位思想家分别所说的“爱”与“道”是两回事。上面已经说了,人间之爱是“天之道”在人间的展现,因为人间社会只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但奥古斯丁笔下的“地上之城”并不是“上帝之城”的一部分,而那个“上帝之城”也只是一个与人间宏观社会生活无关的幻境,因此想通过那种虚幻的“对上帝的爱”来孕育人间“对彼此的爱”、进而战胜那个堕落的“地上之城”,那也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因此,这种虚幻不实的理想世界与老子笔下的理想境界不是一回事。

由于西方人始终没有摆脱从原始先民那里承袭下来的、对于超自然精神力量的盲目崇拜,因此,自从他们认识“上帝”以来,“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而是油浮于水的关系。精神之“油”之所以从来都无法渗透于世俗宏观世界之深“水”区,就其精神本身来说,这有两个原因:

(1)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信仰(如对于非宗教化之“道”的信仰),其实质都是将个人的心灵维系并寄托于信仰者心目中一个能够统含一切的最高存在。但是,上帝并不是这样一个最高存在,因为它不能将自己统含进去:一切都是它创造的,但它又不能创造自己。虽然号称“无所不在”,但它本身并不在这个世界之内,而永远是外在于、悬浮于世俗世界之上的一个超自然的幽灵。那么这个幽灵又所由何来?当然应该是从另外一个真正的最高存在派生而来。这个最高存在就是中国人所认识的“道”或“天道”。西方的上帝无法解释东方的天道,只有东方的天道可以解释西方的上帝,那是因为东方之“道”不是像上帝那样外在于整个存在世界的,而是渗透于从宏观到微观、包括人们已经认识和尚未认识的、既包括意识对象也包括意识本身的、所有万事万物之中、之间的。“道”就是一切,一切就是“道”,根本分不开,因为本来就是一回事。

如果借用西方哲学语言,中国的“道”是统含了“心”与“物”的,是心物一元的(所以中国传统中没有唯物、唯心之争)。而西方的上帝与世界是心物二元分裂的,上帝并不是统含一切的最高存在。说上帝是“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这无论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在历史实践中,都是无法自圆其说、也经不起检验的。在“地上之城”的宏观社会关系中,从来都不是“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或“损有余而补不足”,而是要么只“在于对自己的爱” 、“损不足以奉有余”,即无限制地满足有余者的贪欲;要么如奥古斯丁这样少数的贤者“执着于永恒而形上的事物,轻视感官可及的事物;看重理论性的冥思,认为实用的知识是此生的必须和无奈而加以轻视;坚持要从感官的奴役得到解放,借以达于灵魂的淨化”[7]。这后者倒是与儒、佛两家属于同一条思路上的,他们都是上不达统含一切的“天道”、下不及人间宏观生活之实际,尽管在某些方面也包含一些真理性的认知(如佛学超越心物之分的性空一元论),但在总体上则是在概念堆里兜圈子的经院烦琐哲学或象牙塔空论。由于上帝是游离于世俗世界的,它是一个假冒的“最高存在”,所以它自己倒是成了一个“偶像”。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自称是上帝忠实信徒的人们可以同时是金钱拜物教的狂热追随者。

(2)基督教文化的经典《圣经》本身又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宣称要“爱你的邻人”,一方面又自封为“上帝的选民”(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先进分子”或“先进国家/民族”),自我独尊,而将不信他们的上帝者戴上“偶像崇拜者”或“无神论者”(在他们的词典里这也是个贬词)的帽子(用当代话来说就是“危险分子”或“邪恶轴心”),而加以歧视、排斥、打击、甚至消灭。所以它所宣称的要“爱你的邻人”实际上是有条件的;究竟谁该爱,谁不该爱,是要以对它这尊偶像是否崇拜的态度来划分的。只要你口头上崇拜上帝,即使你物欲横流、滥杀无辜,你也会上天堂;如果你是异教徒,或是无神论者,即使你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增进人类福利的事业,你也一定下地狱。

鉴于上述两点,基督文化中体现了人类终极普世价值的那个博爱精神,始终没有渗透到世俗宏观世界的关键性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中去,因此从没有成为社会精神的主流,而只存在于一个个分散的、边缘性的基层微观小社区内基督徒之间的互相帮助、或他们对外的慈善活动中。后者好比是处于世俗文化沙漠边缘的、一个个分散的、小小的精神绿洲,他们真正代表着基督文化中蕴含的人类最高精神价值,他们是真正的基督精神在人间的复生和传承。可惜他们从来都没有构成西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主流。从大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和基督教国家与非基督教国家的关系来说,历来的基督教主流势力基本上都是站在特权强势利益集团那一边,或他们本身就是世俗化了的特权强势利益集团、而卷入了世俗的权势之争。自从其被君士坦丁大帝尊为罗马帝国国教以后,这种分别代表着真假基督精神的边缘与中心、非主流与主流的“双轨制”式的分野和对立始终贯穿于以后西方文化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之中:

罗马帝国后期: 一方面,基督徒一改以往犹太教的偏狭思想,不再坚持犹太民族的特殊地位,而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那时一般的基督徒过著圣洁严谨的生活。在他们中间,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隔阂都消除了,奴隶与主人在教会内完全平等,富有的与贫寒的同坐一席,互相关爱。另一方面,那个皈依了基督教、并重新确定了许多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君士坦丁大帝,却同时颁布世俗法律,重申奴隶主有权杀死奴隶;并规定职业世袭,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同时以恐怖手段强行招兵,拒不当兵的可以被处死;又大兴土木,修建新都君士坦丁堡,挥霍民脂民膏无数。从此,“上帝之城”从天上掉落下来,一分为二,其违反基督真精神的异质部分与世俗的特权扩张主义势力结为一体,成为地上之城的中心,却冒充为是地上天国;从此,基督教由于其先天存在的、自身内部的矛盾性,从被压迫人民的精神寄托蜕变为压迫者手中的工具,而基督精神的真正的传人们则被逼到了社会的边缘,其光芒不能穿透、更融化不了世俗宏观社会少数人压迫多数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地上之城”。

中世纪:罗马帝国一分为二、接着西罗马帝国又在奴隶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夹攻之下分崩离析以后,罗马教廷为了摆脱其局促一隅的窘境,竟然在八、九世纪之间大胆伪造了一份被称为“君士坦丁献土”的文献,说是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不仅向其捐赠了意大利中部地区,而且还捐献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部领土,授予教皇及其后任者对其进行世俗统治的权力。从此,先是在罗马教皇(西)与罗马皇帝(东)之间,继而在教廷与整个欧洲诸多的世俗封建主之间,展开了对于世俗和教会权力的争夺,纵横捭阖、你上我下,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教会统治非常严厉,而且也像世俗政权一样腐败。它向教徒征收什一税,兜售“赎罪卷”,买卖教职,搜刮钱财,供少数教士享乐挥霍。教会主张禁欲,教士不能结婚,但罗马城中曾有几个贵族妇女通过成为教皇情妇而掌握了教廷大权,她们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都被立为教皇。教会还控制了西欧的文化教育,严格控制科学思想的传播,并设立宗教裁判所惩罚异端。总之,此时的罗马教会与世俗特权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他们之间的争斗绝不是代表光明与黑暗神人二城之间的斗争,而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十二、十三世纪经教宗批准的历次十字军东征,更是罗马教会与西欧世俗封建主和骑士阶级同流合污、共同实行对外侵略和扩张的血腥罪恶,令东西方教会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彰的暴行,造成了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历史性仇恨和敌对。这一点后来的天主教会也不得不承认。

现当代: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大大地冲击和遏制了罗马教会的腐败、专断和对异见的迫害,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推动社会的变革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宗教改革的主旨并不是以“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的基督精神来批判教会和世俗的自私、贪婪、腐败,批判宏观社会制度在根本上违反基督精神的本质;不是以真基督精神去取代教会的假基督精神,而是以片面张扬个性的解放、对于圣经的个性解读来代替对于真基督精神的皈依。虽然这一主旨具有反封建专制、反教会腐败的正面作用,但也为后来新兴的特权阶级所崇奉的金钱拜物教的取而代之开辟了道路。

那些金钱拜物教的信徒和鼓吹者们为了控制和压榨整个世界,到处挑起民族、种族冲突,文化、宗教冲突,甚至不惜发动大大小小的战争。而《圣经》中所包含的唯我独尊的排外思想则正中其下怀。因此,在后来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全世界进行扩张、掠夺的长期罪恶历史上,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充当了金钱拜物教利益集团的追随者、帮凶、甚至是先锋的不光彩角色。

随着“理性”经济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金钱拜物教成为西方社会、乃至被大资本“全球化”了的世界上经济政治生活的普遍法则,政教分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已经将基督教各宗各派从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赶了出去,统统靠了边。这见之于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现象:经常上教堂的人一代更比一代少了,以真基督精神去审察国家和世界的经济政治关系者更是少之又少了。不但忠于基督精神的传人们被更加边缘化,而且基督教的整个体制也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被边缘化了。尽管近几任罗马教宗对于他们所在的西方社会也有所批评,同时也表现出愿与其他宗教和文化进行对话交流的善意,但是教会根本敌不过浸透了铜臭味的西方主流学术文化和大众娱乐文化对于社会的败坏作用,也认识不了自身的缺陷和局限。

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以“神”为中心的虚幻之“爱”、还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博爱”、“人权”,这些在牺牲自己、成全大众的耶稣基督等东西方圣贤面前,立即就显出其虚伪、虚弱的本质来了。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建基于心物二元的世界观、专为少数特权利益集团服务的、虚假的“普世”价值论。

人们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即使是圣贤,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何况他们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就拿耶稣基督来说,他的献身行动和精神当然是人类博爱的活榜样,真正体现了天上人间的最高普世终极价值。然而,他当时所处的政治和宗教文化环境使他不可能另起炉灶,酝酿出一个心物一元、而且能够运用于宏观社会改造的宗教或非宗教思想体系来。所以,我们有必要将体现在耶稣身上的真基督精神与基督教思想体系内部的不自洽性区分开来,区别对待,继承其精神,同时看清基督教文化的缺陷被世俗力量利用后所带来的危害。

(二)从原子论到分裂主义的人权论

“自由”、“民主” 、“人权”等概念,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为了向着封建统治阶级争取自己阶级的经济政治权益而提出的口号,现在却被吹嘘为体现了基督文化精神的“普世价值”。诚然,在当时,这些口号在客观上也符合他们在新的生产关系中的对立面劳工阶级的利益需要。虽然,在字面上,它们与基督文化所包含的博爱、平等精神似乎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作为这些口号的世界观基础是原子论个人主义的。因此,当他们中间的大资产阶级成了单方面统治社会、甚至控制世界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仍然用这些口号来为这新的不公正秩序进行辩护时,我们就不能不睁眼看一下这些口号背后的真实历史内容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些口号长期以来,一直在世界各地,包括当今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巴基斯坦边界等,化作飞机、大炮、火箭、飞弹震耳欲聋的呼啸轰鸣,将世界震得永世不得安宁。面对着这样的历史现实,如果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地跟着喊这些被抽象化了的口号,那不是上了他们的当,就是甘愿以良知换取他们豪华餐桌上的一点点残羹剩饭。关于西方主流思维中的“自由”、“民主”概念的虚伪性,笔者已有专文分析过,此处不再赘述。[8] 至于他们的人权论,在学理上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1)原子论个人主义的人权论只论权利,不论义务。

我们知道,“权利”是一个社会人际关系概念,既涉及权利主体(如社会成员),也涉及权利诉求对象(如整个社会及其管理者,诉求内容如平等劳动和收益保障等)。而权利诉求对象(如社会及其管理者)对于权利主体(社会成员)必然也要提出相应的的权利诉求(如“管理权”),否则不能实现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无法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对于能够享有社会权利的主体来说,服从社会的必要管理就是一项义务。反过来,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及其管理者对于其所有成员,都应负有保障其平等劳动和合理收益等义务。所以权利与义务是一纸两面,无法分离,不可偏废的。人权论者常常标榜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交易,那么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交易。

 个人主义人权论的首倡者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被统治阶级,还是作为统治阶级,从来是提倡为个人争权利,大大多于提倡为他人、为群体、为社会尽义务,他们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笔者不否认,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确有一些真诚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相信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相信他们为那个新兴阶级尽义务也就是为全社会、全民尽义务,因此这还情有可原。但是,随着上层大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无限扩张,早已从革命的力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切矛盾、危机、混乱的罪魁祸首,站到了世界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口中的“人权”也早已成了“霸权”的漂亮代名词。凡是这种不谈义务、责任的人权论西风刮到之处,已把社会刮得四分五裂、道德沦丧。而那些道德沦丧尤为严重的经济政治文化“精英”们,正是那套“人人为自己,上帝(“看不见的手”)为大家”的虚假人权论、实质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论最疯狂的鼓吹者,他们毫无为人类福利而改弦更张、稍尽义务的一丝意愿。因此,对其虚伪的人权论再也不可轻信,更不能姑息,而必须加以揭穿。

(2)原子论的人权论着眼的主要是个人的权利主体性,基本上否认社会群体、以及主权国家的权利主体性。

资产阶级人权论者最热心的是保障少数个人通过剥削雇佣劳动发财致富的“人权”,而否定劳动者作为个人和阶级群体对于生产资料、企业和劳动成果的平等所有权、支配管理权、和充分的享用权这些真正基本的人权。离开了平等劳动、管理和收益权,而侈谈最低生活保障权(或社会福利权),实际是否定劳动者作为“人”的平等尊严权,这就等于是将人当作活机器来“保障”、当作两脚牛马来喂养!这样的“人权”还不够虚伪吗?(笔者并不反对对于非制度原因造成的贫困者的生活加以人道主义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也不反对因社会分配关系一时难以达到、或不可能一次性完美达到较理想的平衡而加以权宜补救的“二次分配”,但这与以所谓“二次分配”来永久性地掩盖和保护少数人罔顾雇佣劳动者的尊严和权益、并且将其作为高扬“人权”的典范途径来推崇,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劳动和资本这两大社会群体之间的权益关系,是当代社会最基本的、必须加以不断平衡的社会关系。而实现这种不间断的动态平衡的行为主体,如果不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国家政府,如果否定国家政府的管理权利主体性,否定其动态平衡阶级关系的责任,那么就是逼迫劳动者阶级自己起来反抗,以各种手段、包括革命来“替天行道”、争取自己应有的尊严和利益。因为资本阶级一般来说是不会自动尊重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在尊严和物质两方面“损有余而补不足”的。

而资产阶级人权论者却千方百计地贬低、否定代表整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对内对外的权利主体性。他们鼓吹的无限“小政府”不是为了积极意义上的精兵简政,而是为了纵容少数人行使他们奴役和剥削多数人的“人权”。他们向着不接受这种霸道逻辑的发展中国家高喊“人权高于(国家)主权”,并不是真的关心这些国家劳工大众的平等劳动权、生命权、尊严权,而是要把他们对于世界人民的霸权永远维持下去。否则他们为什么听凭西方跨国公司对各地血汗工厂的工人们进行超经济剥削,而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为什么听凭西方垄断资本无情地吸干世界“边缘”、“半边缘”国家的自然资源、未来生计而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为什么听凭西方国家将环境污染、生态代价转移到这些地区而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为什么听凭金融寡头称霸世界、兴风作浪、制造危机、中饱私囊而熟视无睹、置若罔闻?

无可否认,经济发展中国家,与西方物质发达国家一样,在人权保障方面都还有很多问题,有待逐步解决。但不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标准和方式来解决,因为现实已经表明,那样是不可能解决的,而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人权状况只会越来越糟。只有将人权置于“权利与义务一致”、“平等劳动”、“劳动尊严”、“彼此尊重国家主权”等多层次动态平衡的原则基础上,真正的人权才能逐步实现。那种将违背这些原则的人权论强加于人的做法就是一种为经济政治霸权服务的、十足的文化霸权主义。

(三)从拼盘论到分裂主义的“民族自决”论

国际垄断资本文化霸权主义者手中的另一张“人权”王牌,就是所谓“民族自决”。在民族问题上,资产阶级人权论者一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作为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辩护士,他们从来都是民族沙文主义者,从来都漠视其他民族的生命权、财产权、自主权、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而把整个世界看作是可以任由他们摆布、享用的财富资源。当他们假惺惺地支持某个族群的自决权利时,不是因为这样更有利于他们对其进行控制、掠夺,就是为了玩弄分而治之的地缘政治伎俩。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西方人权论者根本没有资格来教训东方中华文化的传人。自古以来,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及遵从黄老道学的法家,提倡虚静、守下,反对民族之间相互征服、奴役和剥削,反对不义之战,从道义和实力上抵制和反击侵略,以“平等劳动”、“自由通婚”来促进民族的融合,以农耕文化所特有的、天地人相和协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同化了从东北到西部边疆的诸多游牧民族,其中包括蒙古族和满族对于中原汉族的征服者在内,结果是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升,包括西藏、新疆等地在内,也丰富了中原文化。这与西方古代罗马、十字军、新老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向来以血与火征服世界,将其自我中心、人天对立、人际对立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强加于人,挑起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祸害的历史传统恰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无论哪一朝、哪一代中央政权,包括现在,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在不同族群之间、以及社会不同层次的治理主体之间、以上述普世价值为目标、不断地推进动态平衡、以实现共同繁荣幸福的问题,而不是必须将原本正在融合中的民族大家庭重新分裂为互相敌对和战争不断的仇家,给外来盗贼以可乘之机。只要以人类各大文化原典中所共同载明的真正的普世价值来衡量,上述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民族关系传统的是非高下之分是显而易见的。今天,西方传统正在更大的规模上、在世界范围内变本加厉地扩展着。他们实用主义地利用“民族自决”口号,借以分裂其他国家的做法,正是其一贯的霸权扩张路线的一部分。而中国却需要清除全盘西化对包括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整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关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恶劣影响、和顶着西方霸权的压力,才能更有效地继续发扬“平等劳动”、“血缘与土地相统一”的民族融合传统。

总之,原子拼盘论的人权论和分裂主义民族自决论将社会和世界搞得四分五裂,神魂颠倒,是文化霸权主义者手中的一剂精神毒药,决不可按其包装上的字面标签胡乱服用。

(四)从拼盘论到文化相对论和文明冲突论

在本文的政治经济学部分,笔者已经指出了西方主流思想的拼盘论将政治与经济想割裂的谬误性。现在还要指出同样的思想方法也错误地将文化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割裂开来,这种拼盘式的文化论恰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

广义的文化除了物质文化(生产生存方式、技术、和水平)和精神文化(哲学、宗教、伦理思想,文学艺术等),还有制度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关系模式,家庭、家族、族群关系规范,包括成文的律令和不成文的习俗),和符号文化(语言文字、世俗和宗教礼仪等)。这四个方面不是像食物拼盘那样互相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多一种少一种也无关紧要,而是互相关联、缺一不可的。其中物质文化是社会共同生存的物质基础,制度文化规定了人们在生存生产活动中相互之间的经济政治权力关系,精神文化是形成这种种关系的指导思想,符号文化则是传递这些思想和体现这种种关系的承载工具。拼盘论的文化论则常常表现出如下一些片面性:

(1)无视或抹杀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将某种精神文化与相关的物质生产生存方式和制度割裂开来,孤立地加以褒贬,加以推崇或打击,鼓吹抽象的、纯粹概念化的普世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等,而掩盖其相关制度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本质。 甚至将某一族群的某些符号文化现象作为其族群文化的本质内容加以夸张渲染,大做文章,不论其实际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伦理价值相联系,而只根据霸权主义者的利害好恶来决定对该文化、该族群的态度,是煽动、支持其“自决”,还是对其无情打击。

(2)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是体现在其精神文化中的价值观。但西方主流文化研究往往抱着自我优越感、采取沙文主义的猎奇态度,缺少自知之明,对现代西方社会的物欲横流、精神堕落熟视无睹,而对于异邦或异族文化中前现代的、甚至原始的物质文化、奇特的符号文化和制度文化,一般都停留在陈列现象的层面,迎合或引逗读者像观赏猴戏一样的猎奇心理,而对某些异己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可能尚保留着的、更贴近天地人之间的天然联系、因而比较和谐淳朴的优良民风和体现其中的可贵价值观,则视而不见、甚至轻蔑以对。(见之于主流的人类文化学实地调查报告、论文、著作、教科书等。)

(3)人类不同地区、族群、和时代的不同文化,由于其蕴含于各自精神符号文化、同时实际体现在各自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中的价值观,确实有着比较接近、或是比较远离、甚至根本背离天道人理的区分,因而确实有着高下、优劣之分,并不是这也好、那也好、可以统统捡来凑合成世界文化拼盘的。但这种区分绝不是以某一时代、某一人群的自我感觉,尤其不是以少数特权利益集团的自我感觉及其意识形态来判断的,而是必须经受人类历史跨时代的长期比较、检验才能显现出来的。

但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及其辩护士们,长期以来宣扬欧洲/欧美文化优越论,为其侵略、掠夺政策服务。现在,面对着世界人民,包括欧美正直人士,对其制度文化缺陷和精神文化堕落的批评,一面继续厚着脸皮用火箭、飞弹输出他们背离人类普世价值的金钱拜物教霸权主义;一面又假惺惺地鼓吹文化相对论,对内以多元文化主义安抚少数族群、以防止后院起火;对外则以“文明冲突”论煽动狭隘民族宗教情绪,挑起暴力冲突,玩弄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传统伎俩,以使被煽动者乖乖地受宰割、盘剥,或为其火中取栗、换取苟延残喘。

上文已经提到过人类文化通过不同地区和族群多样文化之间的善意交流与和平竞争,向着真正的普世价值、向着一元多样的人类大同文化日益趋近的必然趋势。而文化相对论则是与人类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全球化”这一长远历史性趋势背道而驰的,是为了抵挡世界人民对于金钱拜物教文化的抵制而权宜地抛出的一种似是而非的糊弄人的歪理论。

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与坚持文化霸权主义相比,自然是一种让步。但是,正如上述,如果掩去了文化的核心价值,撇开了不同文化中可能蕴含的不同价值观和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只是在文化的符号形式上像玩弄杂耍一样展示万花筒式的五花八门,美其名曰“多元”,而在制度文化中依然抓住单一的资本霸权不放,那就仍然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

同样,建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文明冲突论,其实质也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其危害更甚,因为它将当今世界诸多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归罪于抵制和反抗其霸权主义行径的文化“后进”国家和人民对于西方“先进文明”的“邪恶”挑战,而将国际金融霸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侵略、干涉、控制、挑拨、以及赤裸裸的战争黑手遮掩起来。因此,文明冲突论是一副迷惑世界人民的害人理论,必须加以揭穿。总之,从建基于心物二元形上观的欧美文化优越论,到建基于原子拼盘形下观的拜物主义“自由民主人权”论和文明冲突论,正是背离天道人理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理论在文化领域的继续。要改变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就必须批判和抛弃作为其意识形态根据的文化理论话语。

结语

宇宙洪荒,天道苍苍,顺者必昌,逆者必亡。一切背离心物一元、动态平衡之道的贪欲和妄为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毒瘤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日,也就是根除毒瘤的手术开始之时。东方哲学在世界的重新亮相,就是这个“开始”的开始。道之运转是不以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东方文化之复兴必将放射出比之当年西方文艺复兴更加辉煌灿烂、历时经久的光芒。

黄老学派的传人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和虚心吸取其他学派和其它族群文化中的优秀合理成分;同时相信体现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平等博爱精神、体现了多维整体动态平衡之道的东方文化的生命力;相信人类各种文化只要通过真正自由的、没有霸权和暴力干扰的互相交流,结合历史实践加以比较鉴别、在新的实践中取长补短,那么或早或迟,必然通过逐步趋近而走向大同,开放出光耀宇宙的地球文化,建成真正的地上乐园。这种“大同” 将仍以多样纷呈的文化形式展现出来,即“和而不同” ,同时又统一于人类博爱相处、和谐共存这一终极目标。

[1]参见笔者另文《心物一元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兼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论》

[2] 参见笔者另文《政治经济学新论(一):商品价值三源泉论》

[3] 马耀邦,《中美关系:透视大国隐形战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

[4]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New York, 1986.

[5] 《你所不知道的全球化》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3625

[6] 参见笔者另文《政治经济学新论(五):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论:理论上的合理性》等

[7] 维基百科:“上帝之城”条目。

[8] 参见笔者另文《政治话语的抽象平等与经济权力的实际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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