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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分野

2018-08-23 · 来源:未知 · 作者:赵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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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学术的分野: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J.E.Switzer)的信中谈及西方科学成就的基础时,将之归因为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科学家采用的实验方法,而这,正是中国先哲所欠缺的,他写道: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1]

我们不能奢望爱因斯坦对中国十三世纪以前的科技成就有多么高深地理解,就如同我们不能奢望今天中国的学者理解中国古典学术一样。不过这里爱因斯坦的确发现了东西方学术的分野所在——那就是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人来说,形式逻辑不仅不是正确思维所必须的,而且,形式逻辑本身就意味着危险的思维陷阱——韩非子称之为“离理失术”。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注重在主客统一中把握事物的整体性质及其内部的动态平衡,我们的世界体系是自创的;西方人注重主客的二元对立并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发展起了完整的形式逻辑体系,他们的世界体系是他创的,典型的是上帝创世神话和牛顿的“第一推动力”。

中国哲学中也是阴阳这样的二元偶对体观念,但与形式逻辑中的“A”与“非A”不同,阴与阳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相转化,相生相克,最后还是要和合于道,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西方的形式逻辑不是这样,它的三大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强调在同一思维过程中,“A”就是“A”,要么是“A”或是“非A”,二者必择其一。

对于中国先哲来说,强调“A”或“非A”只会使思维走向“两末之议”极端,不仅不会发现真理,还会远离真理。

思维陷阱:两末之议

韩非子在论述拥有一般贤能的“中主”抱法处势而治的思想时,明确批驳了儒家的“贤治”观点,维护了慎到的“势治”主张。他在《韩非子·难势第四十》中指出,不能简单地用两个对立的概念来论证事理,因为代表昏君的桀纣和代表明君的尧舜都是历史上两种极端的状态,是很少出现的,如果要等待尧、舜这样的贤人来治理当代的民众,就好比一个一百天不吃饭的人非要等待大鱼大肉一样,非饿死不可;针对论者“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善于驾车的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的比喻,韩非子反驳说,就如同等待善于游泳的越国人来救中原地区落水的人,越人固然善于游泳,但落水的人并不能得救。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当今的车马,也好比等越人来救落水者的说法一样,显然也是行不通的。良马坚车,加上五十里设一个驿站,让中等车夫来驾驭,要想跑得快走得远是可以办到的,一千里路程一天就能到达,何必等待古代的王良呢?况且驾车,要是不用王良,就一定要让奴仆们把事办糟。治理国家,要是不用尧、舜,就一定要让桀、纣把国家搞乱。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这些都是堆砌言辞,违背常理,趋于极端化的理论,怎能用来责难那种合乎道理的言论呢?(原文: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

《淮南子·修务训》的作者在反驳非议学习的人时,也指出不能只看极端情况,应该看到学习教化的普遍作用。作者论证说,现实生活中虽然有儿子杀父亲的逆子存在,但天下的父母并不因此疏远自己的孩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杀父亲的还只是极端少数,大多数子女还是孝敬父母的。同样,儒生中也有邪僻之人,但先王之道却始终不曾废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躬行先王之道的人还是多数。现在如果因为学习者有过错而就因此非议求学之人,这就好像一次被饭噎住便永远拒绝进食,一次绊倒摔疼就一辈子不走路那样,这是糊涂的表现;对良马,不需马鞭、马刺,它也能行走。而对弩马,你即使用两副马刺它也不前进。如果因为这样而不用马鞭、马刺来驾御所有的马匹,那就愚蠢了;懦夫手持利剑,砍也砍不断、刺也刺不深;而等到勇士上阵,只需捋袖挥拳一击,便会将对手打得肋骨折断、身体受伤,因此就抛弃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而空手搏斗,那就荒唐了。所谓这些说法,应该是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性的。如果不是说到天上,就是说到地下,这是走极端的偏激之言,这样论述问题,哪里还能做到公正公平?(原文: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爱父者众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废,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为学者之有过而非学者,则是以一饱之故,绝谷不食,以一蹪之难,辍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马,不待策錣而行,驾马虽两錣之不能进,为此不用策錣而御,则愚矣。夫怯夫操利剑,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至勇武,攘卷一捣,则折胁伤干,为此弃干将、莫邪而以手战,则悖矣。所谓言者,齐于众而同于俗,今不称九天之顶,则言黄泉之底,是两末之端议,何可以公论乎!)

王良/臧获,尧舜/桀纣,饴蜜/苦莱、亭历,九天之顶/黄泉之底,用这些对立的概念讨论事理是危险的,有时会违背常理,走向极端。令人感到惊讶的事,上个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中,西方人文学科中大量二元对立概念被引入中国,直接影响了当代国人的思想方式,那是中国学术被西方学术殖民的先声。这些概念包括理论/实践、唯物/唯心、民主/独裁、具体/抽象、积极/消极、绝对/相对、主观/客观、肯定/否定等等。

移植对应词的危害:中国人思维方式被扭曲

今天已经很少人讨论唯物与唯心的概念了,因为讨论老子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的确会走向“积辩累辞,离理失术”的两末之议。但应然/实然,民主/专制,传统/现代,(普世价值的)客观主义/相对主义仍然是今天中国诸多知识分子的理论兴奋点——他们对这些社会科学概念背后的逻辑陷阱毫无察觉。

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相蓝欣教授曾撰文指出:“这一大批移植对应词的危害不在于‘用’,而在于‘体’,即对中国语言,特别是中国人思维方式‘本体’的扭曲。钱穆先生曾强调,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依笔者之见,西方岂止是重分别,而是重对立,重斗争。这源于基督教文化的‘二元主义’(dualism),即将任何事物都看成是两个性质相对的实体组成,如善与恶。”[2]

反映到国际关系领域,美国将战略对手简单地称为“邪恶国家”(比如伊朗与朝鲜),为将来可能的战争寻求合法性——无论这类战争正义与否——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再加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利轻义的传统,使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的道义基础,这也是美国形象在世人眼中变得越来越差的重要原因。

三国时魏清河太守阮武在《政论》中,也看到了将二元对立的“两末(端)之议”引入政治领域的危害,他认为这样会使政治权力为某个特定利益集团所操纵,官官相护,结党营私,进而导致社会的混乱。他说:“夫交游者,俦党结于家,威权倾其国。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深。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友。破和穆之道,长争讼之源。” [3]

《老子》认为,政治中只有抛弃这种以二元对立概念为基础的学术,人们才会回归质朴的道德。《老子》第二十章写道:“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这句话是说,绝弃那些人所谓的学识,才会没有忧患。应诺与斥呵,相差多少,善与恶,又相差多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哲人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但他们更注重矛盾间的互相转化关系。正是在《韩非子·难势第四十》中,作者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关于矛盾的寓言。上面说,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耀他的盾很坚固,就说“没有东西能刺穿它”,一会儿又夸耀他的矛说:“我的矛很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驳斥他说:“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他没法回答。因为不能刺穿的盾和没有东西刺不穿的矛,在道理上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原文: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

中国古典学术反对两末之议,而西方学术中两末之议却占有基础性地位。这种现象使得西方学术长期以来呈现出碎片化发展趋势,就是韩非子所说的“积辩累辞”,学科越分越细,理论也越来越繁杂不整。举例来说,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分裂的,医学理论与政治理论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中国学术不是这样,中医的原理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的原理是一样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典《黄帝四经》在理论上有近密的血缘关系,当代学者多有论述[4]。中国古人则简练地称之为“上医医国,其次疾人”。[5]

直到上个世纪,随着系统论的发展,西方学术才开始有了重新整合的趋势,但要像中国古典学术那样将人文与科技理论统一起来,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笔者无意否定西方在人文与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伟大成就,但我们在肯定这些伟大成就时,一定要懂得,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并不一定要以否定中国本土学术为代价。我们不能重蹈“五四”运动以来一个重要的学术潜规则,那就是不打倒本土文化就不足以开启工业化进程。

中国学术有自己的优缺点,西方学术同样也有自己的优缺点。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知识体系必将建立在中国本土学术体系复兴的基础之上——这也是笔者多年来坚持研究中国古典学术,哪怕在别人认为是株守传统时依然坚持不懈的原因所在。因为笔者深切地懂得:那些善意的批评者事实上对中国本土学术体系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方法全是西方的,而我们的研究正是他们所欠缺的,或是他们所不敢正视的。

一个没有自己学术的民族永远是一个没有灵魂_民族,一个思想文化被殖民的民族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海纳百川的二十一世纪人类知识圣殿呼唤中国学派的诞生!

——让中国古典学术的光芒重新照耀东方大地!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2] 相蓝欣,《名不正则言不顺——国际关系的语境》,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4180433.html),访问日期:2008年11月22日。

[3]阮武,字文业,为阮籍的族兄。《三国志· 魏志· 杜恕传》裴松之注引《晋诸公赞》,《阮氏谱》,《杜氏新书》,《兖州记》诸书说阮武“拓落大才”、“阔达博通”。《政论》原书已佚,引文为后人所辑。

[4] 战佳阳、陈珩、赵明山,《〈黄帝四经〉》对〈黄帝内经〉阴阳思想的影响》, 《辽宁中医杂志》,2004年05期。

[5]《国语·晋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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